過去國內的重要學府、有傳統的商業機構的牌匾都很重視題字，大都請來一些政界或文教界有份量的人物書寫。時光遞嬗，機構與字跡都成了logo或品牌的象徵了。香港的也有，過去出名的如區建公、陳文傑，近年的饒宗頤等。我曾寫過一篇《招牌的故事》（收錄於《褪了色的記憶》）略作介紹，這裡不贅了。

國內舊版書很重視封面題字。有時一個素淡裝幀的封面，加了一位書法名家題寫的書名，頓時蓬壁生了光彩。舊版書中最常見的是沈尹默題寫的書名，每個都是極具水準之作（可參照《舊版書誌》中例如《三家評註李長吉詩》、《山帶閣註楚辭》等書影）。有時文人著述自己題籤，如俞平伯的《唐宋詞選釋》、《白屋說詩》、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等，前者穩重沉厚，後者飛揚放曠，雖然不是書法名家，但有個人風格兼有紀念意義。《楊萬里選集》幾個工巧小楷，我思疑是不是選註者周汝昌的個人手筆。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請錢玄同題籤，錢是著名金石研究者，幾個隸書小字，質樸無華，令人想起勸說魯迅投稿《新青年》的哪個稽古玄同。《史記》、《漢書》等二十五史排校本，由郭沫若寫書名，氣勢磅礡，配起史林鉅構，相信沒有太多人會說不適合的。

較軟性的文壇佳話是錢鍾書楊絳夫婦的互題書名。錢的《談藝錄》、《管錐編》等出自楊絳手筆；楊的《唐吉訶德》、《幹校六記》等出自錢鍾書手筆。要做到這樣的結果，固然是夫婦二人都是學者，都有著述傳世，而且感情關係是鶼鰈情深。錢楊都非以書法名世，互題書名紀念意義大於藝術意義。較為可惜的是，不少有個人特色的書名題籤佳構，出於何人手筆已無可稽考，個人覺得如能在「出版說明」或書籍資料介紹中提及會較理想。

香港出版的書刊，如果是手寫書名，十有其九都請饒公書耑的。水準高下，就要看寫作的時間、書刊的重要程度等客觀因素。近年饒公年邁，也很樂意為後進題字，但不容否認要找回往昔的壓卷手筆是比較困難的，這和國內近世書法名家啟功書名字體水準較能保持一致有些不同。

香港被稱文化沙漠，加上過去是殖民地社會，書法從沒由任何教育部門提倡。特區政府成立後，情況沒有改善不止，和祖國文化的關連更漸行漸遠。書法造詣不用說了，就是最起碼的評審概念都欠奉。現在即使是教中文的老師，不少人的字體奇醜無比，不用說和舞文弄墨的完全沾不上邊的人了。看我們的高官縉紳，很多時在報刊替典禮或活動送上題詞，都用電腦植字排印，字「見不得人」，大概很有自知之明。這是傳統文化教育的失敗。過去還有「殖民政權」這重擋箭牌，現在是政治回歸了，文化回歸了未？都說字是人的衣冠，在喧傳要在中學加入國民教育科的同時，如何把文化因素——或最簡單的把書法藝術融入當中——也作為身份認同的其中一項手段，對提升社會的文化水平應該有功德。

最近我發現有些學校外牆大大個電腦字體的校名旁邊有較小字體的、仍然是電腦字體的「某某人題」的說明。說「題」，也應是手寫的吧，用電腦印出的字「題」啥？過去題字的人縱使不善書法，也會請些寫手代筆，現在連這個手續也毋須費心了。我覺得這不是時代的進步，只能是「禮失見諸野」的文化景觀。是或不是只有號稱商業城市的香港才有，都是很教人感慨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