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端義《貴耳集》有一段「劇情」出神入化的描述：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游》云：『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縴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裡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
要不厭其煩抄錄整段，無非是想凸顯其無聊。這段詞話，記錄了周邦彥的兩首名作，故意把它們寫成和李師師及宋徽宗有關，而且還有時間上和情節上的關連性。我們看詞的內容，兩首之中，除了《蘭陵王》中的一句「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線索可以看出其寫作年月。要把它們硬湊上相關的人物和活動，可以想見是「老作」的居多。
其次，看看前面關於《少年遊》的寫作，皇帝和一個詞人「爭女」，而且兩個男人同一個時間出現在一個房間之中，其中一人居然是皇帝，你說是不是有些荒唐？周邦彥「隱括」而成的作品，原來是偷聽後的「紀實」之作，而這首作品，作完以後，可以即時「師師因歌此詞」，不顧作偽的形跡太過顯露，創作者也太過無心裝載了。
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實在很欣賞研究學問的人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據史載周邦彥出生於1056年，卒於1121年，享年65歲。按《少年游》寫成年月等推算，周邦彥若在李師師處碰巧見宋徽宗，應該是1109年的事。那時周邦彥五十有三，李師師大抵過了四十歲，而徽宗才二十七歲。徽宗怎麼會痴迷於一個半老徐娘呢？
另外，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歲，官至列卿，應無冶游之事。所為大晟樂正與大晟樂府制，宋時亦無此官。這些嚴謹證，都是更進一步佐證事情的無稽而已。
《貴耳集》一書，可歸類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雜家」類。《總目．雜家類敘》：
「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眾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很顯然，《提要》對於詞話這類書籍的「雜」，是有所分門別類的。「雜考」最講究考證，但雜學、雜說、雜品、雜纂和雜編幾類，雖無「雜考」規格之嚴，但中國人論學，最重修辭立其誠，假使把一些歷史人物的活動踪跡，隨心所欲地任意擺佈，更把作品的作意按己意揣度，以達動人聽聞的立的，終究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從文學角度看，《少年游》和《蘭陵王》都是周邦彥詞中優秀作品。《少年游》是周早年記冶遊之作，雖然內容不外狎妓調情，但整體也表達出人類處身某種場景中的真性情。詞中對景物有具體的描述，如「並刀如水，吳鹽勝雪」、「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用來襯託纖細的感情：「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這種純粹一室之中的款款衷曲，角色坐實了：「縴手破新橙」的是李師師，對象是道君皇帝，而整個細緻的調情過程，原來牀底藏著一個偷聽著的周邦彥，周邦彥甚至把聽來的話語「隱括成詞」，那甚麼優美的設想不單大打折扣，甚而是索然無味了。
《蘭陵王》也是用周邦彥慣用的鉤勒之筆，鋪寫離情。詞以柳起興，把「煙裡絲絲弄碧」、「拂水飄綿送行色」的狀態具體表述。作者在詞中鋪敘離情之厚與傷懷：「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詞中追惜往事：「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作者寫情活靈活現，把送行時的悵惘和失落寫得很逼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詞的後闋，把在「斜陽冉冉春無極」的氣氛襯託之中的往事，敘述得很感人：「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這些都是人類真摯感情的昇華，沒有給人絲毫淺薄與庸俗的感受。
但試想像：周邦彥作《蘭陵王》，原因是和皇帝「爭女」失敗而被迫「走佬」，離別前和愛人相別之作，那「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的悵惘之情便無從落實，而且整個別情的描敘，終究會給人一種造作的感受，是文學創作要表述真情實感的天敵。而「月榭攜手，露橋聞笛」，和「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的同一愛人的另一場景，始終太過不能匹配。
一切就由一些無聊的想像的記述引起。但你喜歡歪曲附會也就算了，偏偏就在一些打著紀實幌子的雜說之類的詞話創作，而且作者是和周邦彥時代相距不遠的南宋人的張端義，給後世文學欣賞者帶來無必要的誤會或曲解，便很沒意思了。蓄意的曲解和歪蔑，是對原作的一種謀殺。詞話是中國文學中一種很普及很獨特的創作方式，成果豐碩，偏偏當中的記載，就要做不少的辨誣工夫，這不啻是中國文學評論界中的咄咄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