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長恨歌》末尾幾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被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評為時間和空間皆不能成立。

理由是：「玄宗臨幸溫湯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時節」，決無在七月七日之理。這是時間不能成立。

「長生殿」，陳引《唐會要》和《唐詩紀要》，都指是「祀神」和「齋宮」，不應被用作「曲敍兒女私情」。這是空間不能成立。陳寅恪認為白居易「未入翰林」，因而「不諳國家典故，習於世俗，未及詳察，遂致失言」。

陳氏引證，當然屬實，但要注意者，白居易是作詩，不是研史，所作想像，要以文學角度觀之。有人幫白居易說項，認為「七月七日」乃傳統之「七夕節」，是晚牛郎織女相遇鵲橋，定下盟誓，詩歌寫在此等日子發生此等情事，愈增其浪漫特色。宋范溫《潛溪詩眼》更假設改易「長生殿」為「飛霜殿」（華清宮中一個殿名），「則盡矣」（意指盡善盡美）。

似乎大家都做得過份了。「七月七日長生殿」，時間空間即使純屬假設，不會把明皇楊妃的情事寫歪了，讀者對此等愛情悲劇必能生出同情意緒，那管真正時日和地點弄錯（文學設想又怎能有對錯？）了。何況，長生殿所發生的事情，作者明言「夜半無人私語時」，既是「夜半無人」，又是「私語」，怎會弄到如今你知我知大家知？文學歸文學，你相信真是七月七日長生殿所有的夜半私語，由此而產生一些情感意緒，又有何難，需要刻意逃避呢？

這又不難使人想起另一例子。《史記．項羽本紀》：「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按指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按上所述法則，這段對話必引起疑惑。其一，項籍所言，在那個環境中，相信只有其叔項梁聽到，因為語音剛落，梁即掩蓋項籍之口，因為這等說話，只要流傳出去，項氏一家必遭滅族之災。但為何史家（尤其以實錄信史自誇之太史公）可以記錄得這樣仔細和真確？

我相信其理必出於以下兩個推測之一。司馬遷寫《史記》，除了考查皇宮中石室金匱之書外，還有一個實地考察的過程。司馬遷作為太史公這個傳統史官之後代，知道自己必定繼承祖上志事，所以很早已游歷各地，為日後的著述搜集材料。據《太史公自序》，他說自己「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司馬遷到過項羽的故鄉彭城，你說他會不會就便搜尋有關項羽的生平材料？項羽之世，距離司馬遷尚不太遠。彭城曾經出過一個項羽這樣的大人物，他的生活事蹟，鉅細無遺，都應是鄉紳父老口耳相傳的活故事。項梁掩其姪口以避災禍，在遠離現場之後，大概會成為家鄉談助資料。司馬遷遠道採訪，探求之間，得到原汁原味的引述，可能性不可抹煞，這便成了日後《史記》中的一些「獨家」材料了。

當然恕我冒昩，還有第二個推測，就是整件事是司馬遷「加料」的成品。司馬遷寫《史記》，很多篇章都像寫小說，文學研究者都引述過不少。寫小說容許想像，也容許捏造，只要不太違反史實，特別是有助人物的描寫，多一兩個虛構情節，也不算太過份。像「彼可取而代也」的說法，由項羽衝口而出，沒有人會覺得和項羽率直、自負的個性有違背，就連項梁對他也另眼相看（「梁以此奇籍」）。而且，多了這句話，也多了項梁這種成熟世故的行為的襯托，項羽的個性描劃是更生動深刻了。

以上兩個推測，你傾向相信第一個，因為你很尊重司馬遷是一個下筆不苟的實錄史家。你傾向相信第二個，就是你還容許司馬遷在人物的刻劃上多一兩筆素描，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

讀白居易，讀司馬遷，多一點文學性，甚至去到似虛如幻，疑假疑真的境地，是任何人都不會反對的，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