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被貶永州，有一次遇到一位捕蛇為業的蔣氏。這位蔣氏三世捕蛇為業，祖父和父親都死於蛇咬，到了他的世代還要冒險捕蛇。作為州令的柳宗元起了慈悲之心，聽了他的哭訴，說會設法和有關方面商討，恢復他的賦役，等他有「安居」之日。他的想法受到蔣氏嚴詞拒絕：
「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
這些記錄在《捕蛇者說》一文中的對話，無疑是夠諷刺的。柳宗元關心民生疾苦，對無助的老百姓渴望施與同情，這是善良人的一種善良心願了。但不要以為蔣氏很悽慘，柳宗元就不是。柳宗元以一個文人、從政者給蔣氏情緒輔導，但認真來說，他實在夠得起韓愈在《進學解》中擬設的學生譏笑國子先生的相同指責：「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柳宗元對蔣氏五十步笑百步
柳宗元的境況，其實好不過蔣氏多少，至少在心靈上是這樣。大家應記得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開首的幾句：「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為僇人」，意指被貶謫。理論上，貶謫是結果，是懲罰。人也到了永州，應該是政治生涯的某一個段落結束了，你未必喜歡貶謫的待遇，但政治命運成定局，應學懂放下了。永州有的是柳宗元喜愛的山水，據考證，《始得西山宴遊記》是柳被貶永州第二年寫成的文章。山水也賞過不少了，也應有心靈的認真投入，哪「惴慄」甚麼呢？唯一可以解釋的，京城的政治鬥爭，其殘酷和凶險，腐蝕了人的精神意志，如鬼魅般隨著人到那管是相對僻遠的地方。
永州儘管貧窮落後，荒涼偏僻，但面對著一批順民良民，如果並不要求人人安居樂業，那管理這個地方還不算是一件苦差。而且山高皇帝遠，政敵要找你撕磨，也並不是輕易的事。唯一令柳恐懼的，是柳還會「執筆」，還在實踐著文以明道的讀書人抱負。只要「執筆」，思想成果給白紙黑字記錄下來，就有流傳的機會，也就有被人尋章摘句承續被攻擊命運的可能。
在歷史中的某一個段落，柳宗元曾被封為「法家」，所執掌的是「樸素的唯物史觀」。如果不被這些無聊術語所蒙蔽，那「唯物」甚麼的，其實就是除去了較多的主觀因素，用一種事物道理來銓衡世情。不信，看看一些例子。柳宗元寫過一篇《天說》，是在被貶永州很久之前寫的。這篇文章，順應韓愈問何為天道而立論。韓愈認為群眾不滿當權者，往往埋怨「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因而「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但柳宗元的論斷，就是這麼樣的反其道而「樸素」：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慾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一個人而抱有這樣清晰的頭腦，並用文字把腦中的思考鋪排出來，在習以為常拉幫結黨去討政治生計的環境中，是自陷險境而不自知的。
不要以為單純政論透露出作者的思想取向，柳宗元觀人也有一套明確的是非標準。他的集中有一首《韋道安》，熱情謳歌一個為忠義奮不顧身的英雄俠士。這個出生入死救回被脅的刺史的兩個女兒，事成以後並不接受刺史以女相贈，認為除暴安良是份內之事。這位被柳宗元形容為「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的烈士，他後來的慷慨捐軀，被柳宗元看出了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
「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翕習尤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這類抗世的辭章，很容易成為政敵掌握作為鬥爭的工具，只要曾經問世，就有隨時被翻舊賬的可能。「執筆」的人很容易被自己某一時段的議論所唬嚇，在封閉的社會中，如影隨形得在甚麼時候都會「恆惴慄」。
捕蛇者抵不住「悍吏（收租稅者）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但卻因捕獲毒蛇，「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是精神還有安樂鬆弛之時。可是有「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質疑的文人墨客的柳宗元，卻終其一生放不開精神的包袱，在只活了四十七歲的人生中離世，壽命是不是比蔣氏長也不可知。
文字遘禍蘇東坡更加慘烈
當然說到因文字遘禍而影響一生的人，較柳宗元更悲慘的莫過於蘇軾了。蘇軾的烏台詩案，影響一生際遇，其來龍去脈，我在《甚麼時候開始文人已失去互相包容的雅量？》一文中已有談及，這裡不贅了。蘇軾有一首《石蒼舒醉墨堂》，開首幾句道盡文化人的悲哀：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
不要以為這是蘇軾滿肚子不合時宜，經歷大半生顛沛流離之後所作的牢騷語
，這是在宋仁宗熙寧二年（1069），蘇軾時年只不過是三十四歲時的說話。或許在朝廷上和政敵王安石糾纏得太深厚了，蘇軾在一次造訪書法家石蒼舒時寫了這首詩。詩句大多是讚賞石的創作的，但開首把人生憂患歸咎於識字（而非更後時間的執筆成文了）的開始，卻是有著深沉的人生反思。這不是一種佻皮的輕僈語
，而是對人性的無情一種自然的反響，其實也可看成對一生遭際的一種洞透的預示。更為諷刺的，這首詩的內容也和一生被文字奴役和糾纏（那個作家不是？）的柳宗元扯上關係。柳宗元曾在《答崔黯書》一文中說：
「凡人好詞工書，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
蘇軾把這個典故寫入《石蒼舒醉墨堂》這首詩中：
「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愁。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饈。」
最為可惜的是，這些土炭珍饈，恰恰成為我國兩大文學家逃不脫、揮不去的人生宿命，長時間和鬱結與悲戚互為表裡。還是蔣氏夠灑脫，肉體雖受拘牽，精神還是自在的，最少，生涯相比之下，也不算怎麼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