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的，尤其你是出名的文學家。我想說的是李白的例子。李白晚年投靠起兵叛變的永王璘，事敗受牽連，被判處流放夜郎（今貴州省境内），中途遇赦放還，往來於潯陽（今江西九江）間。但這一役把李白折騰得慘的，尤其事情發生在他晚年的時候。

李白怎麼會投靠永王璘，是真心還是被脅迫，這曾引起過質疑的。有謂肅宗至德元年冬，叛變的永王璘重白之才，辟為府僚佐，璘引舟師東下，脅白偕行。李白有一篇《為宋中丞自薦表》云：「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又《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僕卧香爐頂，餐霞漱玉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這兩段文獻都說明他自己是被脅迫的，投璘非出自願。

李白是真誠投靠永王璘

但李白集中有一組詩歌，名為《永王東巡歌》，總共十一首，卻傳遞了不同訊息。《東巡歌》的第二首：「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很顯然李白自擬晉朝謝安石，為君平定天下動亂。其中還有一些句子，說得也頗露骨的：「 秋毫不犯三吳悦，春日遙看五色光」（其三）、「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其四）、「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其五）、「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其七）、「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其八）、「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其九）、「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其十）、「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其十一）等，幾乎首首都有為永王鳴鑼開道之意。除非有意文過飾非，像詹锳《李白詩文繫年》引奚祿詒所

云：「東巡歌讀之再四，斷為僞作，因筆力不似太白，而中多輕語，況太白被脅，豈有心情更作詩耶？」這些說法，真有些匪夷所思，就像對弈輸了，有意搗亂棋局一樣無聊。詹锳判斷得明確些，他指李白「當被辟為府僚佐時，白亦必不以為圖反，迨永王兵敗，白亦坐罪，乃詭稱為受璘迫脅也」。

但似乎這也有些為賢者諱的況味。看看李白的詩意，明明以永王為明主，而自以為賢相，這不是造反是甚麼？倒白因坐罪，「乃詭稱為受璘迫脅也」是近乎事實。

政治無出路導致歸錯邊

這很顯然是一次政治歸錯邊的例子，出現在李白身上並不出奇。李白在玄宗朝入仕，曾在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供奉翰林。但由於桀驁不馴的性格，所以僅僅不到兩年他就離開了長安。此後他四處流浪，詩名是日漸增長的，可是政治投靠無門的鬱結卻屢在詩中反映。他有三首《行路難》，作於天寶三載，正是離京不久，政治前路茫茫之際。其中第一首云：「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值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正是這種心情的具體表白。

事情到了李白五十七歲，唐政權在安史之亂的傾覆之後，幾至於亡國。碰巧這時永王璘起兵叛肅宗，他器重李白的材幹，當然也有些仰慕他的詩名，任他出仕。這是李白人生第二次有機會在政治上表現身手，他欣然應命，也有些沾沾自喜，自以為到底有些晚運，也不是很教人意外的事。當然他的政治智慧並不像他的詩歌創作那般有天份，因而歸錯了邊，最後幾至於沒頂，但這已是後來的事了。

在封建時代，一個人就是很容易被埋沒一生的。李白有詩才，因而名留千古，但如以政治運程作衡量，他卻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這卻是無須隱諱的。我們欣賞李白的詩歌，可卻未必一定要欣賞他的名節。而且名節這碼子事，正所謂成王敗禦，原也不由你作主。政治歸錯邊，有時是很教人可惜的事，但想得豁達些，千古留名靠的是文化事業，又不是很教人可惜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