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看柳永一首詞：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遊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圖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

詞的內容本沒甚麼，不過是一個考試落第但還自恃有些才學的人，抒發他的鬱結。詞沒有憤懣情緒，只有流於自我調侃而已。詞的下半部更把生活寄託於詩酒紅顏之中，特別是最後的兩句，明白說出要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清晰說出了他的人生抉擇。

不過，事情沒有因他的自我放棄而有終結。據說此一首遣懷之作，當時在首都汴京頗為流傳，甚至傳到皇帝仁宗的耳中。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聽到此作自然不很高興。在柳永參加一次殿試時，皇帝說「此人好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詞去」，柳永因此落第（見《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次年殿試，皇上仍是說「且去填詞」，又落第，柳永此後逢人就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雖頗幽默，卻含申酸。

試場不遇很容易寄情詩酒

柳永是否熱中功名，不能定論，但殿試考完又考，肯定是寄盼望的。試場不遇，轉個頭來寄情詩酒，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生活方程式。

這方程式是不是適用於任何文人，我不敢武斷，但即使生活在包容人才最著稱的唐朝盛世的兩大詩人李白杜甫，生活路徑和這卻又有幾分相似。當然其中所蘊含的或許比較深沉，比較灑脫，也比較洞達。

文學家不是不吃人間煙火的人，他們對功名利祿並不是天生的絕緣體。爭逐名利，未必只圖富貴，有時是一種改良社會的人生理想的催迫。

然而文學家畢竟不是權術家，也不是容易隨處逢迎、善於吹捧拍托的人，因而文學家而追逐名利，很多時是以失敗為終結。

當然失敗的過程是晦澀的，但晦澀之中卻有時見出睿智。這些人的作品，其中一個主題是對物質浮華不可恃的感嘆，像李白寫過一首《江上吟》，記在玉簫金管、美酒千斛、載妓隨波的歡樂中體會「功名富貴若長在 ，漢水亦應西北流」。他的《古風．其九》因青門種瓜人原是舊日東陵侯的事實而嗟嘆「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他在《擬古十二首．其九》中，明白到「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因而說出「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的說話。

看透浮名不可恃如何消解鬱悶？

杜甫也有相近似的人生經驗。他看透了浮名的不可恃，他在《曲江二首．其一》中因靜看經眼的繁花、江上小堂築巢的翡翠、苑邊高臥的麒麟，體會到「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他認識一位才高德廣的鄭虔（廣文），在「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的時候，他傷人亦自傷，說著「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正因生活遭際的不幸，因而思想變得放曠，甚至在同一詩中表達了一個苦學一世的人的嗟嘆：「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他在聽到好朋友李白的疑似死訊的時候，晚上友人經常入夢，在現實世界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境況下，他意識到即使擁有「千秋萬歲名」，但當下的只是「寂寞身後事」。

既然榮華不可恃，怎樣去消解鬱鬱蒼生？及時行樂也許是方法之一。名傳千古的李白的《將進酒》分明指出「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杜甫遇到同為不遇的鄭廣文，最喜愛的也是一同沉醉夢鄉之中。當然沉醉之前是目空一切道德枷鎖的放曠：「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有時這種思想意識形成為一種對歷史人物的批評準則。李白為什麼在《古風．其十八》中指出「功成身不退。 自古多愆尤」？這是因為有感於秦相李斯臨行刑前與子感嘆不能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石崇因寵美妓綠珠而招殺身之禍（「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讎」）。

舊社會實在太多這樣子的零落的故事，但能從當中透視出一種人生睿智，與及一種適當的處世方法，也未嘗不是有意義的事情。作為文學家，你去爭逐功名利祿，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是失意居多的。但由失意的遭遇而啟發出千古傳頌的名作，對往後世代的人起著有豐富內涵的思想感染，我們還得多謝他們現實中的不幸。

宋仁宗譏諷柳永，打發他「且填詞去」，作為草民一個，當然沒得抗衡。但後事如何？柳永詞流行民間，「凡有井水處皆歌柳永詞」。他的作品佔有北宋詞壇一個重要位置，感染千萬代人。仁宗嘛？即使推行慶曆變法失敗也計算在內，大概沒有太多人認識，也沒有甚麼作品流傳下來，影響及身而止。這不是應了杜甫所說的「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為六絕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