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版書不同舊書，舊書質素良莠不齊，但書而強調舊版，一般都比較珍罕。舊版書可能演化成絕版書，則更加添了些霸氣。

我與舊版書或許有些緣份。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時（七十年代中）就讀中文大學，週末離開宿舍回家小休。家住市區，那時往還城郊的鐵路只是柴油火車，市區的車站在旺角。由一個人煙渺渺、環境清新的校園，不消半小時的車程，到了繁囂熱鬧、空氣混濁的市區，不習慣是自然的了。但卻不逃避，甚而很嚮往。到站第一要務是逛書店。那時的書店沒有現在的店大欺客的模樣，總有些令人溫馨駐足的角落。讀的是中文系，喜歡購買的是文學（包括創作和研究）書，尤其是古典的。常光顧的書店有幾間：新亞、環球、南山、實用。畢業後幫出版社編些教學參考，社在灣仔，交稿和取稿都要渡海。灣仔也有些書店，三益、創作是常去的，間中還有一兩間是記不起名字、躺在橫街窄巷的新發現。

要用或想看的新書是會買的，但見到舊版的，不管用不用，價錢合理的都不會吝嗇錢囊。

舊版中，以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普遍。霉舊發黃的冊籍有啥吸引？第一是年代較遠，可發思古幽情。第二是是印數少，較有保存價值。第三是有些書根本沒有舊版重印，想有便只能思舊。不要以為五六十年代的舊書（從裝幀或保存來說）就一定不忍卒讀，事實不少舊版書由於選紙及油墨質素較佳，書紙沒有發黃、掀翻沒有異味，捧讀感覺並不差劣。而且舊版的都是原版書，字粒清楚。我看過不少舊版重印書，原版字粒由於不同時間再版，印完又印，印出來的字體筆劃模糊，看得清但視覺感受不佳。手頭有一套1979年中華書局印行錢鍾書的《管錐編》，年不太遠，但由於紙質較差，幾年前已經又黃又臭，內中學問雖然像七寶樓臺，（紙質）可卻拒人千里，真要唐突中華大才子。可見書本如故人、但要如醇酒，才會舊得有情味。

最興奮是披沙揀金，往往見寶的經驗。有一次在旺角西洋菜街的實用書局，老闆不知在哪裡弄來同一擁有者（看書頁中的蓋印可知）的大批舊版書，以相宜的價錢任揀。又有一次在灣仔某僻靜街巷的一間，居然撿到一套五冊簇新的《全宋詞》，價錢竟然不需百塊。

買書多，書債也多。幾次搬屋，幾次忍痛淘汰所藏。幸好舊版書都稍被青睞，算是避過書劫——而這，也是一種情緣了。

    近讀本刊所載周佳榮君《陳寅恪廣州嶺大軼事》，內中提到一件事蹟，說陳寅恪指導學生：「要寫李義山詩的畢業論文，首先要找到一本張爾田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如果找不到就不要寫。」這使我猛然想起：《玉谿生年譜會箋》也是我過去購買過的一本舊書，現在要找，除非去圖書館，私人擁有應是很難了。或許可用這部書做例子，看看這類舊典籍給人在學術認知上所帶來的好處。  

這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中華書局出版。1963年8月第一版，1965年5月上海第二次印刷，累計印數只有3,200本。

玉谿生即是晚唐詩人李商隱。本書是由三部著作合編，《玉谿生年譜會箋》以外，是岑仲勉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和張采田（爾田是別稱，字孟劬）的《李義山詩辨正》。

這類舊版典籍，一般都有前言或出版說明，都是由著名的學者或相關具研究造詣的編輯人員撰述。

《玉谿生年譜會箋》前言由吳丕績撰寫，對張箋馮浩的《玉谿生年譜》，清晰指出其刪繁補缺和糾正誤箋是兩項重要的貢獻。而岑仲勉《會箋平質》年譜部份則是應有盡有，弗蔓弗枝，不愧譜之正宗；而岑對張之失考處也多有糾正。

我對李商隱的詩沒有詳細的研究，但對這部《會箋》卻愛不釋手，主要是因為：書的裝幀素雅，封面只有熨金的底紙，另加一個工整小楷的題字。字寫得清雅素淡，這樣的簡樸，特別惹人好感。

    一部外觀使人感覺到有點發霉的舊書，即使不是個別專題的研究者，但讀書的前言，就像過去的人讀《四庫總目提要》有所得著一樣。加上很多裝幀設計樸素得來很富品味，書的題字也飄逸多采，就像一張書法小條幅。

    很珍惜這段購書、擁書、讀書的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