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個政治干預學術的顯著例子。

《啟功口述歷史》的第五章「學藝回顧」，把六十年代一場有關王羲之《蘭亭序》真偽的辯論沿委說得非常仔細。

筆者手頭有一本197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蘭亭論辨》，就是這場論辨文章的結集刊物。無疑，從書的體例看，集子出版的動機是清晰的。書分上下二編，上編收錄了15篇文章，對《蘭亭序》乃王羲之作品持反對意見，下編則是贊同的觀點，文章卻只有3篇，而且當中2篇只是書刊的轉載。上編之中，以郭沫若的幾篇最為矚目。他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洋洋灑灑二萬餘字，其實是在繁瑣的考證中，包藏了一些不怎麼站得住腳的理論根據。

繁瑣考證包藏禍心

文章主要的論點有兩個：一、從王謝墓志的出土可以看到，當時流行所用的字體「基本上還是隸書的體段」，同時期的王羲之不能寫得出像《蘭亭序》般的灑脫行書。二、不僅書法有問題，連文章的真假也有問題。《世說新語‧企羨篇》劉孝標注引王羲之的《臨河序》，前兩段文字大體和《蘭亭序》相同，但《蘭亭序》由「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開始的一大段文字，充滿老莊的虛無思想，既和修禊作樂的主題不匹配，又不能在《臨河序》中找到，顯然是後人偽托為王羲之作品，可見連文章都是假的，而更遑論書法了。

這些結論，無疑是極粗疏的。就第一點來說，說王羲之不能寫風格飄逸的行書，是睜眼說瞎話了。我們看看宋朝翻刻內府所藏歷代法書而編成的《淳化閣帖》，分為十卷，第六至第十卷為「二王」法書，其中所收王右軍書，無一是用王謝墓志中的方體筆法寫成的。相同的例子自然不限於《淳化閣帖》，流傳的王羲之書跡，《十七帖》、《大觀帖》、《上虞帖》、《王略帖》、《喪亂帖》、《樂毅傳》等，除非全是偽託，否則可以證實，在王羲之的時代，行書已成為慣常採用的字體。唐太宗時代有一位和尚釋懷仁，把《聖教序》、《與太宗答敕》、《皇太子牋答》、《心經》等，從內府所藏王羲之遺墨中集字書寫而成，不少字的風格體勢，就和唐代三家摹本《蘭亭序》所書如出一轍，難道又全是偽託不成？

至於第二點論據，除非不承認老莊思想已佔據了士人生活思想的一個位置、不承認文學家也可以感物抒懷的思考過程，又得規定注釋家必定要全篇過錄前人作品，否則也只能屬於荒誕不經了。

郭沫若文章，挪東及西，目的是含糊其辭，包藏禍心。他的很多論斷，諸如「《興之夫婦墓志》可能是王羲之所書」、「碑刻與尺牘的對立，北派與南派的對立，都是不能成立的」、「《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等，都極盡粗疏武斷之能事。

借學術爭論打擊異己

飽學之士的郭沫若，從嚴肅考證的角度看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嗎？當然沒有可能。從《啟功口述歷史》可以得到事情背後的一些政治秘辛：是陳伯達把《蘭亭序》和跋送給郭老，要讓他在這方面做文章，看看能否釣到大魚—和政治運動的引蛇出洞沒有甚麼大分別。事情牽涉啟功，也要他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當然啟功是夠滑頭的，他執著郭沫若說《爨寶子》、《爨龍顏》和《喪亂帖》「有一脈相通之處」（按：前二帖全以方筆書寫，和《喪亂帖》之筆法柔美截然不同）做文章，讓人看到他言不由衷之處。確也如是，只要看看啟功敷衍的文章《〈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所下的一個論斷：「現在看來，問題不在於這本帖的真偽，也不在於它是誰所刻，而在於它足以說明幾十年前已有人作這樣的想象。如果刻者在李文田（按：清代一位質疑《蘭亭》真偽的人）之前，那麼這人對《蘭亭》書法風格的揣度，已是李文田的先河；如果刻在李文田之後，也足說明他是李文田說法的一個擁護者」，是不是說了等於白說呢？尤幸啟功就是靠這樣過關了。

自然，這些故事背後的色調是頗為灰黑的。但在那個時代，為了政治需要而掀起的批鬥和攻訐，對被針對的受害者來說可能是無法逃避的事情。要過關就得耍些技倆，剛直的下場是頗為悲慘的。但今日回頭再看，類似的政治迫害之火燒到學術之上，確也有幾分使人毛骨悚然吧！

《蘭亭序》呀，一部千古的藝術傑構，為什麼總要給它蒙上一層晦澀的塵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