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誕生了孔子，確是一種光榮。最近著名導演費穆失傳很久的四十年代的名作「孔夫子」找回硝酸底片，經修復後重映，是電影界也是文化界的盛事。

以孔子為題材拍成電影，既可有傳統儒家思想的反思，也可是對電影美學的探求。費穆將孔夫子與儒家中的孔聖分開來看，認為前者是宣揚仁義學說的正面人物，後者則被神化。這種把孔子看作「人」而非「聖」的做法，在教育上無疑更有其深刻的意義。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如何把孔子「教」好，卻是頗費心思的事情。《論語．陽貨》載孔子的弟子宰我認為三年之喪太久，導致禮崩樂壞，建議用一年代替。這種質疑舊禮制的說法，受到孔子的譏諷（「女安則為之」）和斥責（「予之不仁也」），現在的學生肯定摸不著頭腦，感嘆「一年其實都很久了」，未必不會認同純真戇直的宰我多於嚴肅拘謹的孔子。

現在的高考文化科選錄了一篇《情與中國文化》，課文中引述了《論語》中父親偷羊兒子作證的故事。《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和孔子處理事情的態度不同。葉公的「直」是坦白、老實，孔子的「直」是真率的孝親之情的流露。前者重「法」，後者重「孝」。哪一種重要，大概可作為通識教育科一個議題探討。

當然評價一個人的思想，不能超越他的時代來考究。《論語‧泰伯》記載孔子的兩句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在甚麼情況下說「老百姓可以使他們照著我們的道路走，不可以使他們知道那是為甚麼」，已無從稽考，但和孔子一貫對求知的誠懇態度是不同的。或許孔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格言太深入民心了，所以也有些人去為孔子「補鑊」。有人引用《史記．滑稽列傳》西門豹所說的「民可使樂成，不可與慮始」和孔子的話互為表裡，說到底是「只問結果，不計手段」而已。曲解的也有，如劉寶楠《正義》說「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字亦指弟子」。較肉麻的是宦懋庸《論語稽》連句子的讀法也改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不可者亦使知之)。如果真是這樣，也真是太美滿了，二千多年前的「民」有這福氣？當然，要當時的孔子有和現代人相同的「民主」思想是不可能的。

近讀作家金安平著述的《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試圖從典籍與文獻資料的爬梳和組合中重新勾劃孔子形象，又是另一把「聖」還原為「人」的工程。當然有些論述不無爭議，例如說孔子曾接受魯國的叛變者公山弗擾的邀請，「意味孔子願意推翻過去的政治體制」；面對三桓家臣陽虎，孔子「只能乖乖聆聽對方議論道德與智慧」，似乎就有點和傳統中的聖人「過不去」了。

記得大學時選修了《論語》，課堂講到《雍也》的「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是衛靈公夫人，宋國美女，私德敗壞，名聲甚差。孔子到訪衛，南子召見他，子路責怪孔子。孔子向天發誓，以證清白。課餘以後，同學餘情未了，茶酣飯飽之際，相與「考證」當中發生了何事，夫子竟然需要這樣腼腆。我想，這樣子接近聖人，或許是比較「好玩」的。

12/5/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