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遊俠列傳》，在序中比較兩類人，一類是「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者，另一類則是像季次、原憲這類人，「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兩類人，活在當下的「成就」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是在身後，「宰相、卿、大夫」，除非是極著名的，否則「名氣」或許不及「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的季、原二人。這確是一件人生中很弔詭的事情。

但假如對身後名這些頗為虛無縹緲、若隱若現的事實不怎麼計較，就拿歷史人物的生平遭遇來解剖，也可見出人性極之殘酷的一面。《史記》寫季次、原憲這一類人，「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品格是崇高的，可惜卻不被流俗所認同，他們「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為何既稱得為「義」，卻不能「苟合」於世？即是說世界是不義的了。義和不義，自然是無法「苟合」（苟且融合）的。季次、原憲等人，注定和眾人是要過著壁壘分明的生活的。因而季、原不合流俗，流俗亦會取笑他們。「取笑」，就是另類形式的侵略了。

權力不止冒犯平凡人，有成就的人也不例外

當然，季次、原憲無功於世，更加沒有甚麼社會地位，被取笑，以至被侵略，也許沒有甚麼還擊之力。但有權力（不管大小）而隨便肆虐，甚至冒犯一些有作為的人，那就不能不盡顯人類的膚淺了。

《史記》記載了李廣晚年的遭遇：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史記．李將軍列傳》）

李廣是西漢一代名將，功績如何，很多人或許不甚了了，但讀過唐詩的人，大都會記得王昌齡的《出塞》一詩中「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兩句，這便概括地刻劃了李廣的功業：幸好有李廣在，才能為國家安定邊疆，不致被匈奴入侵，敗亂朝局。這麼一個人物，裂土封疆也許未足以報答他保家衛國的成就，可是偏偏就被一個無知無能的守城門的霸陵尉欺凌。李廣的辛酸，在「故李將軍」（以前的李將軍）這句獨白中的「故」字中表露無遺。這個「故」字是說得沉重的，言下之意，是你（霸陵尉）也幸虧有我保護，才不至淪亡國土，現今反為用半夜開城門不開城門這類問題拿來撒潑？有知的人或許會因此自我檢點，或許稍作查根究柢，才不致唐突眼前人，可是出於無知者之口，就只剩下「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這些無奈的判詞了。

有沒有天理？天理由誰掌控？

這些歷史事例，牽涉了一些複雜的天運邏輯的問題。其一，有沒有天理的？其二，善惡果報究竟是如何釐訂的？閱世不深的人，或許對於這些問題模稜兩可，可是二千多年前參透人類活動及其教誨的司馬遷便提出了質疑：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這是在《史記》第一篇列傳《伯夷列傳》中所記錄的說話。讀過這段文字，大家都會很同意司馬遷問得極其透徹的。這裡舉出來的人物，由伯夷叔齊開始，以至孔門大弟子顏淵、盜蹠（或作跖），以及不列名字的近世人物，上天似乎都給人類製造了無窮盡的反面教材：惡人累世富厚，善人遭遇災禍，放在任何時段任何人物活動的場景中都是很配襯的。

這些問題，無疑都是沒有答案的，否則相近似的思考，就是到了元朝的關漢卿，透過竇娥來發問：

「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感天動地竇娥寃》）

關漢卿的性情也許要比司馬遷剛強，或許由西漢至元朝經歷了千百年的歷史，中國人思考的進化也有些微的進步，所以關漢卿夠膽向天地質疑：

「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但質疑歸質疑，答案也將是欠奉的。這些在封建帝國管治下延續千百年的專權，權力的執掌者可以界定善惡和果報，如果沒有制度上和思想上的明顯的改變，相同的事例、相同的發問也許會延綿下去。在這些情況下，民主、人權之類的普世價值，在調校不分好歹、錯勘賢愚的寃情中，是否在某程度上可派用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