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物之中，政治上有所建樹，兼有一定文學地位的，以我淺陋見聞所及，似乎只得一個歐陽修。歐陽修歷事三朝，官至參知政事，推動慶曆新政，仕途算是過得去了。

歐陽修官運也不是順路一條。他被貶夷陵，得到母親的開解：「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汝能安之，吾亦安之。」（《瀧岡阡表》）修母深知兒子個性，很早便體察「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同上）歐陽修際遇能下亦能上，命運給他安排了一個很好的人生導師。

其他文學大人物官運就不敢恭維了。不過，正因這樣，我們能讀到很多劃時代的文學鉅構。韓愈沒有「夕貶潮州路八千」，我們未必可讀到他氣勢磅礡的散文。柳宗元被貶柳州，留下深刻鑄寫人生的《永州八記》。蘇軾沒有被貶黃州，這世界未必有《赤壁賦》及其他偉大抒情詞作。當然例子還有很多很多。

過去我曾寫過一篇《書法家王羲之是政治人才？》，不同意《容齋四筆》所指王沒有建立功名，是「為藝所累」。相反我認為王羲之鄙棄名利，很早便退出了他唾手可得的官場地位，專心從事書藝。不這樣，這個世界只多了一個昏濁時代的庸官，可卻少了一個震古鑠今的書法巨擘。

仕和藝不能兼得，我情願你是一個藝術家、文學家，總好過一個大官。《紅樓夢》的《好了歌》：「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但文學藝術可以流芳百世，感染千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