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入正題前，先看看一首詩：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漁翁》）

如果不說，你未必會猜到這首詩的作者是誰。這首詩的作者是柳宗元。不易猜，因為柳宗元並不似是一個容易從心底裡去讚賞一個漁翁生活的人。他寫過《江雪》，同樣有寫漁翁，但只營造一種意境和理趣，未必是對「獨釣寒江雪」的「孤舟簑笠翁」表示讚賞。

《漁翁》這首詩體裁怪怪的，既比絕詩多兩句，又比律詩少兩句，雖然蘇軾說「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但詩人似乎要用隨意的形式更加突顯漁翁一任自然的生活態度。

這是一首全然歌頌漁翁生活的詩。漁翁生活簡樸，可卻自由自在，而且生活與大自然契合，人就是自然中一個渾然天成的部份。這種生活是入世的，可是卻又離世的。蘇軾看得真切，說「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

柳宗元作品少離世合道情趣

這類題材不似柳宗元寫的，就是他的作品很少透露出一種離世而合道的情趣，尤以他的著名遊記為甚。

不要以為《漁翁》一詩和他善於抒發內心鬱結的《永州八記》寫於不同時候。詩的首句：「漁翁夜傍西巖宿」，這個「西巖」就是《始得西山宴遊記》中的「西山」，想像《漁翁》和《始得西山宴遊記》的寫作時間應是很接近的。

離開《漁翁》的視界，看看他的《永州八記》，可說完全是一種不同的景觀。

《八記》之所以傳頌，就是作品不純粹是景物的描寫，而當中飽含作者的內心鬱結的感情。作者把自己的性格、遭遇都寫到山水中去，抒發他飽受迫害的心情和懷才不遇的苦悶。

《八記》雖是獨立創作，可是當中卻又形成一個有機的結構，好像首尾相接。如果要找作者如何藏身於大自然景觀中，可說輕而易舉。

《始得西山宴遊記》開宗明義，說明「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惴慄」甚麼？山高皇帝遠，不是怕政敵追殺，只不過深藏內心的一種鬱結心情，化為時欲噬人的悲戚。他在《永州八記》之中時刻透過景物來反諷個人的遭際。例如《鈷鉧潭西小丘記》所寫的小丘，是「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的小丘。很顯然，小丘的命運和忚自己被放逐的命運聯繫起來的。《小石城山記》也有類似的表述：「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這很顯然是比喻自己的才能不為中州所用，而閑置在這「夷狄」之中。

柳宗元善把個人形象融化景物之中

的確，這「夷」，是作者內心感受中揮之不去的夢魘。所以，他讚美鈷鉧潭，就是「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鈷鉧潭記》）《永州八記》其中一個主題，就是作者時刻不忘要把永州的美景介紹給人，如《始得西山宴遊記》：「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鈷鉧潭西小丘記》：「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袁家渴記》：「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石渠記》：「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石澗記》：「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 有能追予之踐履耶？ 」這類表述，與其說是出於無私的導賞，毋寧說是作者把自己的形象融化景物之中，介紹景色的獨絕，就是彰顯個人品格的獨絕。

這是柳宗元不能忘情於現實的矛盾，也是他的悲鬱的源頭。原本他可以不這樣的，他在某個時候曾參透了一些人生際遇的玄機，例如遊覽西山以後，他感受到「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始得西山宴遊記》）；到了鈷鉧潭西小丘，他「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鈷鉧潭西小丘記》）；在《袁家渴記》中，他寫風吹草木的盛景，就如衝濤旋瀨般，而斷定「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小石城山記》中更坦率的自剖：「吾疑造物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

但始終柳宗元不能忘情政治現實，他所寫的永州山川之美，很快變成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所以他既認為「造物者誠有」，但只要想一想小石城山「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就是這種矛盾心理的纏繞，使他內心永遠得不到安寧。他的「恆惴慄」，是自我製造心魔，不能超越。

假使柳宗元寫《始得西山宴遊記》的時候，同時有寫《漁翁》般的曠達，一種發乎內心的對大自然的讚賞，兼能融入當中，真的「樂居夷而忘故土」，他的人生將會很不一樣。

我很同意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對柳宗元的論斷：「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誘惑」。這大概就是柳宗元痛苦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