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2011

中大講座教授郎咸平的新作《我們的日子為甚麼這麼難》，寫的是國家的境況，用十六條問題作引子，剖析人民的困局。我是迻用書名來討論香港的教育現況。

「日子難」，當然是一比較的論述，「今日的日子比過去難」，應是很多人都同意的。但「難」也有級別層次之分。像筆者的教學生涯，「比較難」，但也是可以容忍或接受的「難」。首先，我教的是組別並不高的學校，未能開設英文班，學校沒有不同科目選中還是選英的抉擇困難，自然也沒有感受到學校強迫教師英語達標的壓力。我教的是中文科，學校過去也有過中文科是否轉用普通話施教的討論。我的意見是教師和學生都未到有能力轉為普教中的時候，還是沿用母語（廣東話）教學較有效益。任教老師有意見，校方無法強制推行，最後只是鼓勵教師多進修普通話和儘量參與普通話水平測試。

我教了很多年書，根據《資助則例》，職位穩定，沒有年年續約的要求。而且有《則例》保障，辭退教師要經口頭和書面警告，不是單純校長的喜惡可以決定就業。

近年補課潮流方興未艾，我任教的學校為爭取好的學業成績，也加強了補課的力度。但對我來說，還是可以接受的份量。如果真的過量了，科務會議可以討論，要不把議題帶到校務議會，校方也可能會遇到「難題」。假設有這些情況出現，教學的目標、成效、過程等專業的內容還會有討論的空間。

我描述了這麼多的文字，說明我還可以是一個堅守教學崗位、實踐專業認知、而最主要的，可以遠離抑鬱、狂躁、身心受重壓、精神瀕臨崩潰等症狀的教師。

但實在有太多同業和我不一樣的。

首先，學校的發展路向並不由教師作主。前文提到的校務議會，理論上教學工作人員集思廣益，一同訂立教學方針，但很多時形同虛設，由某些高層說了算，教師不要說在其中作爭辯，能否參與就很成問題。科務會議中大家的關係比較密切，但很多時是科主任定了政策（或由校長指令），科組人員執行。補課時間表很多時是中央頒定的，教師不能爭辯地要在補課時間出現。此所以現在很多學校已沒有星期六的休假天，有的暑假給你兩個星期，已經皇恩浩蕩了。

教師，讀完大學的專科，再進修教育文憑，有的甚至有多年教學經驗，理論上是很專業了，但教師的專業認知和判斷，能否用在教學的行政安排之中，很成疑問。現在很多中學要爭取開英文班，有的更爭取轉為英中，教師如果英語不達標，麻煩你去考IELTS。學校為要討好家長，校方製訂普教中政策，你還未過水平測試，麻煩你儘早完成。不少學校，校長和教師是上司和下屬關係，不是合作伙伴關係。你若問「校長也是政府支薪（不是老闆），為何有這麼大權」，算是你不識趣。難道你沒有聽過「校本」一詞，學校管理層已被賦予不同於過往的很大的行政自主權嗎？如果在你的記憶中還有《資助則例》這麼一套機制保障教師合理地升職，或不被不合理地炒魷，算是你落伍了，因為現在很多常額空缺都用合約聘請，教師年年簽約，永遠過不了試用期，哪在工作量上有怎樣的爭辯權利呢？

當然，新學制、新時代下的教育已不同往日，不應凡事用舊腦袋思索。但我還是經常思考一些問題，就是學校加強教與學的壓迫，是否就能製造了學童愉快的學習經歷，能達到教育當局提出的「樂、善、勇、敢」的目標，令教育事業得到應有的成效？還是學校管理者有絕對權力，看到同業在行政上與教學上施壓，自己不甘後人，互相抄襲技俩，一齊參與惡性循環？教育當局下放權力，「校本」就是不被制約，管教育的部門對於違反教育原則、遠離課程目標的教學實踐視若無睹？

「我們的日子為甚麼這麼難」？答案不是很淺顯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