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到了要改變官僚掌教育的時候?

22/2/2011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去年十一月審計署發表的直資學校帳目混亂問題報告,完成三個聆訊,指出了多項做法都不能接受。較顯著的有:對局長孫明揚指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沒有牙力」的言論表示「感到驚訝,不可接受」、對「無人向教育局長報告直資學校違規問題、局方沒有高層人員監管直資學校組織」表示「極度遺憾,不可接受」、對「部份直資學校無按規定把學費一成撥作學費減免或獎學金,並缺乏宣傳」表示「遺憾」。至於其他較細節,屬於校內運作的事項也有多項「遺憾」、「不滿」、「不可接受」等,這裡不贅了。

一句話,就是教育局沒有做好應有的監管者角色,等而上之,就是教育問責官員沒有好好的「問責」。

孫明揚一句「沒有牙力」,揭示了不小的問題。眾所週知,直資不少學校歷史悠久,社會聲望顯赫,而且學費高昂,非一般低下階層家長能夠負擔,所以有富貴學校的稱謂。過去殖民時代,教育署官員對於不少老牌津貼名校,也未必能做到完全有效監管,莫說現在個別這些學校轉為直資,「受助」的方式較過去更「間接」,完全的監管更難有效執行。

但更難的有效執行,在資助牽涉公帑的情況下,也不能逃避責任,此所以直資問題一出,即成了社會普遍關注問題,教育局因監管不善而受彈劾,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這不難想到甚麼角色的人物才能有效監管教育現況的問題。

一直以來,掌管教育的是一個政府部門,即使引入官員問責制,教育局長也由資深的政務官員孫明揚擔任。從「政務」的角度處理問題,第一要義是令事務運作暢順,即使「行內」事務執行多齟齬,只是「圍內」解決便可,決不可使之公開,並成為公眾話題。教育問題千瘡百孔,但社會人士只知這是業內不同意見的爭拗,只要採用協商或行政手段,最後問題便能解決,或被迫解決。

比如關於教學語言問題,回歸以後一直有爭拗,中間經過不少轉折,最後便以現在的「微調方案」來「解決」。又例如縮班殺校問題,應否推行,界內一直有爭議,又牽涉到小班教學應否推行的問題,最後便以「自願優化班級結構」來「解決」。表面上行政手段可以掩蓋爭議,在這些政策上,教育局的「牙力」顯然沒有出問題。但行政措施有效推行,卻未必能解決質素問題,甚至原則問題。當今教學語言陷入死胡同,中英分化愈演愈烈,不同語言能力學生面對不同的學習壓力。社會盲目崇尚英中,蓋過正常學習效益,情況較英治時期更惡化。

出生人口減少,學校面臨嚴峻縮班殺校危機。現在是以甚麼「優化班級結構」的方案來作緩衝。看到「自願」減班的學校愈來愈多,有些全區通過減班的,更在公眾場合舉行簽約儀式,一眾與事者喜孜孜的面容,卻不能掩蓋教學人員分化——舊老師職位受保障,新老師入職無門或飽受壓榨——的事實。凍結教師人手,只有極少數新職位提供,令教育行政運作充滿阿諛諂媚;學校管理層以公帑營運學校,不少以校本作幌子,愈見專橫無道。教學質素嘛?不用深入教育行業中,只要看看學童書包的重量、只要看看假期清早穿著校服回校補課者的數目、只要看看一眾面上架著眼鏡、終日眉頭緊皺的填鴨的儀容,就知「教育」不知勞役了多少人的童年以至青少年。

「政務」的第二要義是令開支節約,確保撥款不超支,如在一個財政年度可以有已預算的開支「回籠」,更顯管理者的高明。所以近年政府推行融合教育,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送到正規學校學習,正正犧牲了其「特殊學習需要」。縮班殺校政策繼續奉行,學校為求生存,採用壓迫性的學與教,形成教育生態劣質化。小班教學遙遙無期,所著眼點還是財政開支。

在財政預算案公佈前,有教學團體統計過去年度教育開支,佔整體財政開支18.9%,是回歸以來首次低於20%。根據調查,增加教師人手、減少教師課節及增加各項教學支援人員等訴求,得到逾九成教師支持,可見舊有財政預算完全沒能切合業界要求。教育局長曾表示,殺校所節省經費,是用來支援新高中學制的。面對新的教育制度、新的經濟環境、新的學習需要,教育部門還是用那左省右節、拉上補下的傳統思維從事,要教育質素提及,談何容易?

不對教育事務有透達的認知,不對教育事業有理想和抱負,一切只從行政角度出發,用掌櫃心態擔當教育決策者,善於給既得利益者更多的利益以擺平紛爭,為有效「拆彈」而犧牲教學原則,辦事不力而用「沒有牙力」作推搪,官僚作風是推展還是為害教育,是不是到了要迫切思考的時候?

日期: | 作者: 鄭楚雄 香港教育 中國文化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