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這人有其陰險殘酷的一面，最主要的例子莫如歷史上頗流傳的要脅他的弟弟曹植七步成詩的故事。這故事最先記載在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學》：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有慚色。」
但這事孰真孰假，影響曹丕的「清譽」，所以有細心探究的必要。由於此事件不見於正史《三國志》，此詩亦沒有收錄在曹植的詩集中，有人就認為此事為後人所虛構。另有一種說法是《七步詩》有兩首，先一首為：「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塊山下，郯起相搪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洩畢」，並認為曹植先作此首，曹丕再出題要曹植賦詩，植才有後一首「煮豆」之作。
《三國演義》改寫《七步詩》
小說《三國演義》也有記載這個故事，但詩歌由六句變成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三國演義》把「原作」改成較淺易通俗的語言，和小說所面對的讀者水平有關，而且把原本是「七步而作」改為「應聲而作」。
引述了這麼多「文獻」，想說明的是這個故事的「加工」成份的確很嚴重。《世說新語》並非嚴肅的歷史記載，內容有不少虛構的成份。而且，細讀「兩肉齊道行」和「煮豆持作羹」二作，你不覺得內容和風格有很大的不同，應該不會是同時的創作嗎？《三國演義》的改作，可以因應需要隨意而為，我們又怎能確信《七步詩》在出現和流傳的過程沒有相同的際遇？所以雖然正史無記載也不能斷言為虛構，但基於「疑點利益歸被告」，我也相信曹丕沒有做過這件事。
但沒有做過這件事，就是否代表曹丕是一個「好人」，不是「壞人」？這又未必。看看《世說新語．尤悔》另一段記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事件雖然連很細節的部份也記載出來，但基於上述同一理據，也不能遽指這事屬實。
曹丕深惡曹植非完全捏造
但有些蛛絲馬跡卻又可以肯定事情不是完全捏造。曹植有一首很著名的《贈白馬王彪》，在序文這樣記載：「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任城王是曹植的同母兄，黃初四年曹植才三十四歲，相信曹彰年歲也不會大得多少。一個還在壯年的「驍壯」的人，在一次家族聚會的當兒離奇死亡，是死於意外還是死於自然，的確很啟疑竇。何況，曹植說他寫《贈白馬王彪》是「憤而成篇」，這「憤」的確很有文章。
當然，這兩兄弟的積怨是要追溯到二人爭為太子的往事。曹操最先很鍾愛曹植，這在《三國志．陳思王傳》有明白記載。「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這些都是明證。但後來曹植為太子不成，多多少少有些「衰自己」。其一、「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而最致命的是知法犯法：「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你在著重法典的父親面前犯禁，相反對手曹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曹植不輸掉此役幾稀矣！
曹丕即位，我們可以領教他的心狠手辣：「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至於「玩殘兄弟」，已是後話。
曹丕有很深摯的朋友之情
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就以為曹丕對任何人的手段是「一視同暴」。曹丕寫過一篇《與吳質書》，開首便對他的摯友吳質說：「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接著，他寫他的文友的境況：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間者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似乎人的真性情就在言談之間流露。曹丕「厚」此「薄」彼，牽涉的情境自然是複雜的。
曹丕有沒有為我們或為文化帶來積極的貢獻？這卻肯定是有的。《與吳質書》的幾句：「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肯定較甚麼「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有文采。其次，曹丕在文化的流傳上盡過一分力。承接前面所說一群文友遭遇疾疫過身的事實，曹丕「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是對友人的感念，也是對文化的珍惜。雖然這些集，和他自撰的《典論》同樣亡失，但他的誠意沒有人可以否認。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殘留一篇《典論論文》，借助《文選》而保留下來。《典論論文》是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篇章。篇中有對當世文人作中肯的評價，而內容亦探討了文體論、文氣論等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課題。更難能可貴的，曹丕指出文學的價值：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這是一種洞透世情的卓越見解，尤其難得的是出於一位「富二代」之口。
曹丕經國大業的「文章」，除了《典論論文》，還有在詩歌史上有重要位置的七言詩《燕歌行》。他的賦共百餘篇，現存完整的詩歌約四十首，輯有《魏文帝集》二卷。人們認識曹丕，是從他的文化貢獻多於他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