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當然是寫實的。《歸去來辭》之前有一篇《序》，說出了寫作的動機。《序》中有清楚的事情脈絡的交代，有具體的人物、地名和時間，當然都應不是虛構的。《序》很清楚說明了寫作的年月，是乙巳歲十一月。乙巳，據考證應是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潛時年四十一歲。

陶潛在《序》中說他出仕的原因，及只短短為官八十餘日的理由。如果這篇《序》是寫於義熙元年十一月，向前推八十餘日，哪陶潛為官的確實月份就是八月了。根據宋吳仁傑《靖節先生年譜》，乙巳歲三月陶淵明為建威參軍時曾自江陵出使京都，此後即棄官潯陽舊居。既歸而耕植不足以自給，欲復參軍職則又「心憚遠役」，八月遂求為彭澤令。

說了這麼多的實在的行止，可以參證《歸去來辭》是據實而寫的，是應當在辭官當時就完成這篇曠世名作的。

但當我們細讀《辭》的內容時，這點認知似乎就會有點受質疑了。

《歸去來辭》很多非眼前景物

無疑，《辭》的開首，陶潛記敘了他回家時的過程：「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但往後的描述卻有點兒露出蹺蹊。周振甫很明確的提出質疑：「《序》稱《辭》作於十一月，尚在仲冬，倘為『追錄』、『直述』，豈有『木欣欣以向榮』、『善萬物之得時』等物色？亦豈有『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見錢鍾書《管錐編》一四五《全晉文卷一一一》引）的確，《歸去來辭》有寫眼前事，也有寫懸想之詞，而更多的是不同時段的生活細節，根本無法用《辭序》的寫作當時來作「寫實」。

錢著引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四描述《歸去來辭》謀篇的瑕疵：「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象而言之。今自問途以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為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咏之事」。這點論見遭受錢鍾書的批評。錢氏指陶潛的著筆手法，古已有之，如《詩．東山》第三章寫征夫尚未抵家，而意中已有「勸鳴於垤，婦歎於室，洒掃穹窒」等情狀。又如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借張生唱《油葫蘆》、《天下樂》、《村裡迓鼓》等分述眼中形勝、上堂轉殿、禮佛隨善等事。用這些例子來說明「陶敘將來而若現在，更一重一掩矣。」

由此可見，陶潛歸隱，思緒萬端，實不宜單一用寫實或想像之辭來概括，就正如錢氏指《歸去來辭》的末段中「耘耔」、「舒嘯」目的乃在於「申言不復出之志事」，「有事西疇」、「尋壑經丘」乃懸擬倘得歸之行事，「追錄」云云，顯然並非陶氏指要。

我們根據《歸去來辭序》，所敘事實歷歷可考，陶氏應在有感於「程氏妺喪於武昌」，並「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的同時，受到感發而完成《辭》作，斷無理由是寫完《序》以後，耽擱數月再「直敘」眼前景事。錢鍾書根據《歸去來辭》四字的構詞指「《辭》作於『歸去』之前，故『去』後著『來』」，斷定乃「將而猶未之詞」，平息了《辭》是「想像」還是「直述」的無聊爭拗。

附論：「程氏妺喪」是陶潛辭官的一個理由，這是《序》中提及的。但陶潛妺喪於武昌，如果真的是「情在駿奔」，哪陶氏辭官應是逕往武昌奔喪而非還家了。另外，據蕭統《陶淵明傳》說：「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但事實上這件事情在《序》中無一語道及，是否蕭統的記述有問題？

這兩點在宋朝的洪邁已有所質疑。《容齋隨筆．五筆》說：「觀其（指《序》）語意，乃以妺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心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辭中止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如果洪說可徵，則蕭統所記當是事實，只是序文出以溫婉詞章，用「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等語暗抒己衷。至於「程氏妺喪」，自然不會無感，這「突發」事件，正好作為匆匆辭官之理據，掩飾厭惡官場和人士糾葛的真衷，使人事交替較能順滑鋪演而已。陶氏雖借妺喪「過橋」，實不宜抹煞和督郵不睦的真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