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化人，除了做官，要解決生計，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依附一些達官貴人，做其幕僚食客，算是一個選擇。

但這，除了要達官貴人足夠豪爽外，被收留者也都要有相當才能，甚至名氣

。像南宋著名詞人姜夔，就因屢試不第，貧無立錐，因而依附蕭德藻為生。蕭德藻惜才，甚至將姪女嫁給他。

姜夔算是好艷福之人。透過蕭德藻，姜夔認識了范成大，和范成為知交。家底富厚的范，把一個歌女小紅送給了姜。姜夔寫過一首《過垂虹》：「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生活確很「疏乎」了，但沒有創作詩詞的才華，沒有審音調律的能力，姜夔該無法換來這樣的生活待遇。文學、音樂創作，就成了另類的軟性職業。

這些情況底下，為生計好，為取悅「用家」好，甚至只為一時即興，文學作品已不能用傳統文以載道、憂國憂民的標準來衡量價值。

我又想起晉代文學家潘岳寫《閑居賦》的事情。這是潘在官場失意時所作的一篇賦。作者在作品中總結自己做官三十年的經歷，表現出嚮往閑居的樂趣。本來是沒問題的，但偏偏《晉書．潘岳傳》寫道：「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這段經歷，引來了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六》的譏諷：「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唉！做人真難。寫首辭賦而已，無非抒述一下即時感懷。何況鋪張揚麗也是辭賦特點，有些內容縱不很寫實，也非大錯。又不是作姦犯科、貪贓枉法，稍為崇富諂媚，不算大罪過吧。人始終要解決基本溫飽。元好問「爭信」（即怎信），是把世界看得太單純而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