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叛諜」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和中央情報局以反恐為由，從事網絡監控。監控的魔爪不止限於美國境內，世界不少地方，包括香港人平日透過電子方式傳遞的訊息，完全被掌握得一清二楚。這種行為引來舉世震驚，不在話下。指斯諾登為「叛諜」，其實已是抹黑。第一，「叛」是指背叛國家，斯諾登很清楚指出他沒有背叛，因關於國家安全之資料他沒有披露，他所揭露的只是監聽的行為。第二，「諜」是指受到別國以金錢利誘出賣本國利益，但斯諾登否認自己是間諜，沒有從別國得到利益，如果說他是中國間諜，為何他出走不選擇直飛中國而在香港「爆料」？從這些背景看出，斯諾登在一極之倉卒的情況下離國（相關工作人員離開國土是要經申請批核的），把國家的一些違反法理和人權的手段披露，大概沒有太大的利益考慮，純乎是一種是非判斷。美國做出這些行為，他認為不合理合法，因而選擇抗衡。

斯諾登以二十九之齡，甘冒被遞捕、引渡、判刑或虐待之險，純因個人價值觀的唆使。事件會連累家人朋友，自己也因此要亡命天涯，沒有一定的勇氣和犧牲精神，是無法做得出這樣的事情的。

中國歷代有不少因政治見解不同，或因朝廷權力鬥爭而導致被革職、被貶官、被流放等，著名的例子如：屈原敵不過他口中的小人如令尹子蘭等，被懷王疏遠，甚至被頃襄王放逐；柳宗元參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集團，在朝廷政治鬥爭失敗，被流放永州；蘇軾敵不過朝廷中的新黨，捲入了「烏台詩案」，一生過著貶謫轉徙的生活。這些政治人物有所犧牲，但說到底只是政治鬥爭失敗，貶官是失敗的代價。為個人看法有所堅持和執著，甘冒性命危險而犯顏直諫的，韓愈是一個代表人物。

唐朝佛教流行，當韓愈在京師擔任刑部侍郎的唐憲宗年代，韓愈因一次事件幾乎連性命也不保。這事發生在憲宗元和十四年（819），當時皇帝將釋迦牟尼佛骨迎入宮中供養三日，舉國狂歡。韓愈諫阻天子迎佛骨，認為耗費銀錢，把他的意見具體地組織在《諫迎佛骨表》中。

《表》中首先列舉中國自遠古以來帝皇的壽數，由黃帝起至周穆王止，都以長壽而殁，他指出「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佛教自東漢流傳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皇帝沒有因崇奉佛教而增加壽數。梁武帝更是典型例子。他「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韓愈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舉出歷史事例，用意不是很清晰嗎？韓愈借古諷今，憲宗「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禦樓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老百姓見皇帝這種行為，自然爭相仿傚：「灼頂燔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韓愈的要求很清楚：「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並以自身安危作擔保：「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韓愈寫這封《表》的目的是甚麼？難道預設憲宗是一明理達識之人，接受了他的理性分析，把佛教棄絕於中國土地上嗎？韓愈當然沒有這般的思想幼稚，頭腦簡單。這篇《諫迎佛骨表》與其說是諫諍，毋寧說是一種思想表態，這種表態和《原道》中所說的「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相一致的。表態可能出現的後果也是預計當中的。憲宗大怒，將處以極刑，幸得裴度、崔群力救，才得免死，遂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刺史。潮州在唐朝是鱷魚出沒的蠻荒之地，貶謫和判死是近似的。

韓愈在貶官時寫了一首《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願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此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邊。」

他自言他的作為是「願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而結局會是「好收吾骨瘴江邊」，是知其不可故意為之。這不是出於霎時的衝動，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曾指「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過去他寫《進學解》，譏評朝廷用人不公不明，都是冒著生命危險來表態的。

不得不佩服讀書人的勇氣。在封建君權時代，皇帝有奪取一個人性命的權力

要明哲保身，阿諛奉承容易，要堅持著孔子「殺身成仁」、孟子「捨身取義」的道統，甘願為正義有所犧牲的抱負，是說易行難的事。

多幾個斯諾登和韓愈，黑暗勢力或社會歪風才會稍為遏止，人性的光輝才不致被玷辱。

23/6/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