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報任安書》指完成歷史鉅構的動機是建基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說法不是太史公獨創,在《史記.儒林列傳》載公孫弘奏摺:「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司馬遷稍變其說,再加「成一家之言」,構成一個人生理想。
《史記》能「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但能否「究天人之際」呢?卻不盡然。對於這說法,錢穆稱之為「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歷史哲學」、「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
這說法我很同意。《史記》中談到「天」的地方不少,例如:「天道恢恢,豈不大哉。」(《滑稽列傳》)這種大而無盡的天道,應用在人類生活上,應如老子《道德經》(七十九章)的說法:「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事實上這句也曾在《史記.伯夷列傳》中被引用,而被認同。但看到伯夷叔齊的遭遇,司馬遷不禁要問:「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搜尋天下放失舊聞,把上下古今幾百年的人類歷史鋪陳出來,應看盡當中的殘忍血腥、陰謀歹毒,盡顯人性的敗壞。是「天」看不到,還是「天」有意這樣鋪演呢?
大概,太史公也未必有一必然的答案。常言道:「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你相信在人之外還有一個天,那就像錢穆所說「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用這來實踐生活,心境會比較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