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2015
DSE（中學文憑考試）刻下正在舉行。在考試開考前，有機構造了訪問調查，在受訪的1.2萬名中學生中，六成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鬱，超過一成人容易出現焦慮情緒，另有5.5%人經常焦慮，部份人更感絕望，有想過自殺。另一專訪應屆中六學生的調查，也有12%的受訪者感到壓力「爆煲」。
這是一個很堪關注的現象。教育和考試，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即使不是完全令人快樂的事，但至少不應令人望而生畏，否則便是失敗的實踐。
考試舒困結果適得其反
理論上，自推行新高中制，不少對考試的壓力的舒困措施都加以實行了。比如課程改革，由舊課程考九科（一般計算，有多有少）改為必考四科，另只考一至兩個選修科。考試評核採水平參照方式，即根據固定評級參考標準給予考生評級，改變過去常模參照的「拉curve」而帶來的比試壓力。某些科目引進校本評核，用部份平時分計入總分之中，避免「一試定生死」。不同的學科擬題都有些發揮題，考核對事情的個人看法，毋須死讀書。必考的通識科更沒有細密的課程指引，也沒有指定的教科書，只透過不同資料的搜尋，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升學方式也較多元化，引入較多的副學位、毅進課程等，提供另類選擇。
這些一切，如果和上引的調查數字配合來看，從教學效益角度，很多顯然都是「失敗」的了。「失敗」之由，除了個別政策未能按理想落實之外，也和社會風尚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人的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已是幾千年的基因。現代的家庭，教育與經濟水平提高，一般家庭子女大多只有一至二人，對他們有較高的學業期望，是必然的結果。加上香港是極端功利社會，有權有錢受人崇拜，你在社會中拿不到甚麼，被恥笑是等閒事。「職業無分貴賤」，只是小學教材中純供討論的話題而已。
政府也沒有為知識型的經濟社會做些更有效的籌謀與落實工夫。大學學位和中學生數字比較，還是很稀少的十多個百分比；副學士認受性長期偏低，也沒有足夠學位接駁上大學課程；職業供求也沒有長期規劃，工種沒有開拓（流動餐車應不算吧），有時更因政策推出破壞供求平衡（顯著例子如新晉教師供應不減，卻推出減班措施）；不用說創意科技等現代概念，沒有提供適當環境去加以推動。
學生成為磨心
學生就是這個特殊境況中最無助的一群，家長不理解，只有日夜嘮叨子女學習。「做晒功課未」、「考試考成點」是出現率最高的家庭語言。教師很理解，但迫於學習「形勢」，也只能附從「校政」，時刻加強補課與考試操練。學習能力跟不上大隊的一大群人，沒有學習以至思想負擔是很難的，這也是調查數字中的抑鬱指數一直上升的因由。
面對這些困局，倚仗政府政策的救濟是無補於事的，唯有自救才是出路。自救之道，最主要是人的思想的改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用在現今社會已不合時宜。看到近年大學生爭著去搶只需中四學歷的政府文員工作，爭不到大學學位的一群或許可以聊以自慰。事實上不少家長花費鉅大送子女到外國讀書，讀完回來找工不順暢，不也有飲完「洋水」「咪又係咁」的慨嘆嗎？學校的掌權者也不要太迷信補課了，因為資質所限，很多人補來補去都過不了考試關。倒不如真的擇優而教，有能力的學生多加推動，能力欠奉者給予較多空間實踐其興趣，課餘之後，不管運動烹飪小工藝，能按興趣發展，前途即使好不過困在課室小囚籠讀死書，但身心肯定會較健全舒暢。現今是講求創意的時代，創意不能橫空降世，必定要有長時間培養和發展，自少沉迷書山，重複又重複做些機械操作，甚麼創意天份都被磨蝕。
多看些名人的成長故事
不妨分享一些小故事。據說荷蘭球王告魯夫（Johan Cruyff）小時學業成績差，有次他的班主任在見家長時細意敦促：不要再讓孩子到球場打球了，否則他會一事無成。事實是怎樣？聽從這位老師的意見，肯定不會有一位球王出現。又據說歌影巨星王力宏生長在一個優裕家庭中，父親是專業人士，也希望王力宏和他的兄長般成為專業人士。可是王力宏卻堅持發展個人興趣，走演藝的路，最後全家人以他的名氣最大，賺錢最多。香港能出產多少個告魯夫王力宏不得而知，只知道不少有天份的人就在這樣的講究學業重視成績的社會環境中給埋沒了。
有一本書叫《父酬者》（The Son Also Rises），作者 Gregory Clark，他用血統作觀察社會流動的依據，發現不論東西方，數百年來人類階級流動的速度很低。上層階級的優勢是出於才能而非繼承，他肯定先天才能勝過後天培養。他建議希望子女將來擁有更佳的社會地位，花大手筆於教育只會徒勞無功，反而了解個人族群的才能，加以確保，才是成功之道。
相類似的見解，中國人也有些不很科學的解說：「三歲定八十」、「喺龍就喺龍，喺蟲就喺蟲」、「爛泥扶唔上壁」之類。從功利角度出發，「蟲」好「爛泥」好，只是某一價值觀點的評價準則，並不足以概括人的全部。世界歷史中就有不少行業的傑出人物，少時被界定為「蟲」為「爛泥」的。
今日很多人害怕DSE，其實就是被某一社會價值取向支配，這種價值取向最少每年為害六成的青年人。是否已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了？教育政策的製訂者、教育工作的執行者，或許只是一位負責任的家長，是否都應作更深層的思考，避免年年都問「你害怕DSE嗎？」，而得出的結果又年年如是，害怕者有增無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