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006

上兩週拙文引述中大教育學院蔡寶瓊副教授的說法，是政府刻意把教育工作放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蔡文把學校比喻做一個圓形監獄（panoptican）：囚室面對中央監視塔，囚徒看不到獄吏，只知隨時受監控，終日惶恐不安，不敢造次。事實是不是這樣，我想由「當局的」教育從業員去解答，比由「局外的」教育研究者去解答更切合現實。

說監控之所來自，不外乎二端：一是從制度的設計入手，另一則是從行政的運作入手。前者來自教育的決策局，後者則來自學校的管理層。如果認為一切教育制度的設計和行政運作都被「嚴密監控」，去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不消說教育生態的重心，便應是抗衡、擺脫、甚而超越監控，而不再著意去講求任何實際效益，而教育的問責文化也無論如何是不能有效地建立了。

教育運作應否問責？

恰恰近年所興起的一些重要教育議題的爭議，就是教育運作應是向誰和如何問責的爭議，這樣便超離了是否「嚴密監控」的主線，而忠實地植根在教育是否能達到預期效益的議題上去。

蔡文所舉例的質素保證視學、撰寫學校週年發展報告、建立客觀的教師評核機制、強化學校增值數據，以至實施《校本管理條例》，你可以天馬行空地理解成為無孔不入的監控，但也可以腳踏實地看作是提升效益、改善管理文化的有效措施。說教育市場化，也從來不是一種新概念。百多年來的殖民地教育不是聚焦在如何去為管治階層搜羅、培育人才？學校的建設，關節眼不就是怎樣去營造、維持學校的市場聲譽？學校的選擇，不也就是如蟻附羶般的爭逐名校，共同去蘊構優勝劣敗的布局？「市場」也者，存乎人心，只乏現代化的商業包裝而已。

教育政策屢起紛爭

近年一些教育爭論，如果在某程度上分化教育界，正正並非有關當局監控過度，而是監管不足肇造禍端。例如說前年通過的《校本管理條例》，建議設立「法團校董會」，提高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加強教師、家長參與校政的角色。需要如此，就反面坐實了長期以來對辦學團體、校董會、校長等管理獨立王國放權過度。一九九七年由推行《教學語言強力指引》不週而引發114間學校成為英中的後遺症。多年的運作，對成為英中的三條件又何嘗有適當監管？二零零六年語文教師要通過基準試，分化教師隊伍，「心水清」的人或會問，不合資歷的老師當年為何能越過教育當局的評審而入職的？現在提倡專科專教，想當然又是對過去容許不是專科卻能專教的改良措施。至於教師入職有沒有遴選不公、教師升職有沒有任人唯親，從業者大概知之甚詳。最近傳媒揭發的「非常校長」更加經典，究竟還有多少不合資歷、不稱職守的校長佔領管理高位而決策局視若無睹？

歸根究柢，教育是一種文化建設事業而非一場零和遊戲。如果監管（甚而監控）能對教育生態的劣質化起補偏救弊的作用，我是樂觀其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