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005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建議各主修科至少要有一組以英語授課，事件引來極大迴響。中大學生在報章發表《哭中大》一文，指責校方此舉破壞中大雙語傳統。如果說多用（或全用）英文是為吸引更多外來生就讀，這是一項行政安排。但如果問題引申到用英文授課旨在令大學更國際化，由之提升大學的國際地位，這便牽涉到大學發展方向和如何定位的問題了。

「國際化」一詞，慣常用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教育等範疇上，無疑是等同為進步的一種發展方式。沒有一間大學會以「非國際化」作為辦學的原則，能否國際化如果被判別為界定大學是否成功的指標，也許並不為過。但如果認為能廣泛採用國際最通行的英語作授課語言便是國際化的一種實踐，則顯然是皮相之說。

語文只是工具而已

語文也者，「形而下者之謂器」而已。筆者非常認同本版前兩星期專訪張燦輝先生的說法：「大學的觀念一開始就是國際化的，知識沒有國境、邊界……當學科涉及文化內容，不用最適當的語言教學，更會削弱學生的競爭力。」

香港作為一個立足亞洲、背靠中國的地區，在學習和研究的語言上具有很良好的雙語（中、英文）優勢，這原是需要提倡，而不是壓制的。每一間大學對入學的考生都有特定的語文要求，意味著考生要符合學校的取錄標準才能進學。中、英語文達到某一認可水平，大概也是香港的大學對學生的基本要求，根本不涉任何提倡或否定的意圖。

大學能否國際化，歸根究柢是取決於它的研究成果而非其所採用的教學語言。如果從這個角度衡量，香港的大學似乎距離國際化的標的還很遠。

香港的大學教員的薪酬被認為是世界前列的。薪酬高原可作為吸引各地有學術地位及研究專長者到來工作的一項正面條件。但薪酬高的反面卻成了職位容易被有關係者壟斷的誘因。大學教員中有所謂「近親繁殖」的現象，成員的銓敘和制度的運作中如果形成包庇或壟斷，職位不能包攬需要的人才，研究的水平很難要求有甚麼發展。

研究水平決定大學水平

香港的「學者」，適應著一民智水平不怎麼高的社會，經常被作為提供專業意見和判斷的被訪者。這造就了一些學術「明星」。他們出鏡或受訪的時間多，但專業判斷嘛，還不是些稀鬆平常的街談巷議。或者行有餘力吧，「學者」兼營「波經」，也許是香港獨有的土特產。

一向以來，publish or perish（出版或滾蛋）是大學生存形態的金科玉律。研究成果的獲取，其質與量也是衡量大學成就的一項重要指標。大學教員薪酬高不用說，課節少也隱藏了希冀他們教學之餘能埋首研究的良好意願。但不知哪位聰明人，或許是從歌星也有「偶像派」和「實力派」之分得到啟發，創造了大學教員也有「教學式」和「研究式」的區分。教師按不同功能肯定其不同生計。但沒有研究又怎配成為良師？記得香港前途問題困擾社會的當兒，有些大學教授利用積存的假期一次過到外國坐其一兩年的「移民監」。需要購買政治保險或許就是他們最大的研究成果。

大學水平要提升，在學生的招攬取錄上也要有開闊的胸襟。早前中大前經濟系講師郭益耀在報章撰文，「爆料」說當年鄭海泉就是因為一句「為人民服務」而被研究院的系主任邢慕寰拒絕取錄修讀碩士。外國著名大學收錄研究生，重視考生個人經歷和著述，香港的是大相逕庭了。大學是知識的匯集機構，在人才的包容上如果和中小學制的一條直路，不設調頭般，最終只是一個平庸的機構。

大學發展需要一種合理的制度、一種理性的包容，當然更需要的是一種開闊的視野、一種嚴肅的使命感。成功與否，或許不是甚麼樣的教學語言的替換所能夠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