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2011

張伯駒何許人？是著名的民國四公子之一（餘三人為張學良、溥侗、袁克文）。看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記張伯駒的事跡，對這一民國風雲人物或許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生醉心於古代文物，一九五六年與夫人潘素將其收藏西晉陸機《平復帖》卷，隋展子虔《遊春圖》，唐李白《上陽臺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頫《千字文》等珍貴書畫捐獻國家。」（註釋一，頁169。）

這些捐獻國家的文物珍貴之處，像章伯鈞對女兒章詒和所說：「別看爸爸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並不是過譽之詞。

張伯駒也親口憶述他搜購文物的血淚史：「陸機《平復帖》是用四萬大洋從溥心畬的手裡買的。這個價錢算便宜，因為溥心畬開口就要二十萬大洋。買展子虔《遊春圖》，是我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房老闆那裡弄來的。那老闆張口索要的黃金是八百兩！《三希堂帖》、李白《上陽臺帖》、唐寅《蜀官妓圖》，當時老袁的庶務司長郭世五願以二十萬大洋賣我。我一時也搞不到這個數目的錢，只好先付六萬大洋的訂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給郭家。范仲淹手書《道服贊》是我用一百一十兩黃金購來的。」（同上，頁132。）

張伯駒不惜傾盡家財搜購文物，不是要來滿足個人喜好，而是不希望在一個亂世中，國家的珍寶會流失國外。可是，這麼一個有偉大胸襟的文物保護者，生平卻沒有得到適當的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到迫害和誣陷，打成右派。近讀藍真《在張伯駒老師家中作客》（《明報月刋》第四十六卷第一期），對張老在文革期間的一段遭遇有較明確的記述。作者記述在一次和張伯駒的談話中，張伯駒談起陳毅元帥。陳毅謝世時，張老是「賤民」，是不可能參加追悼會的。張寫了一副輓聯，放在追悼會一個極不起眼的角落。毛澤東看到非常欣賞，陳毅夫人張茜把張當時的境況向毛稟告，其後得到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張被委擔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從而解決戶口、住房、糧票等問題，結束了「賤民」的流浪生涯。

回憶陳毅對他的了解和幫助，張伯駒非常感激。一九六一年，有一次陳毅請吃飯，問張老：「關於被劃為右派事，有點想不通呢！」張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受點教育未嘗不可，但不能無動於衷，清醒時也能想到，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難免，不算什麼，自己看古畫也有錯，為什麼不容許別人送給一頂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國能真正強大起來。」

但這一位無私的長者，死前卻得不到適當的照顧。潘素夫人回憶：一次張伯駒感冒，幾天不好，把他送進醫院。張一見病房有八人同住，就鬧著回家。潘夫人說好說歹，才把他安頓下來，並向醫院要求更換單人或雙人病房。誰知醫院的人說：「張伯駒不夠給別，不能換。」這一折騰，鬧了兩天，張要鬧也鬧不動了，他從感冒轉成肺炎，最後一病不起。潘素夫人說：「伯駒死後，有人跑到北大醫院，站在大門口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幹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

一位真正愛國家，而且真切希望祖國強大起來的人的經歷，確是國民教育的好示例。張伯駒認識「國家大，人多，個人受點委屈難免，不算什麼」，這把國家的苦難和個人的苦難聯在一起，憂戚與共，也是對文化祖國的淪喪危機誕生出關愛之情。這樣子的國民意識才有較深刻的精神意義，比純粹「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只問你能為國家做甚麼」的教條式訓誨多一重內在意涵。

當然人的個體生命是要和國家的群體生命並肩同行的。「個人受點委屈難免」，但卻要深切反省令不少「個人受點委屈難免」的社會現實出現的原因和避免再出現的方法。時下有人提倡適當的國民教育是要多發揚國家的光榮面，少提其「負面」消息；不只「少提」，更要權力機構「做點工夫」，確保媒體「少提」。   

這樣子的國民教育，其實故意把問題視而不言，而只警惕愚忠，對國家的長遠發展不利。因為受蒙騙者總有被儆醒的一天，一旦幻象破滅，誕生出來的「負面」同樣不能忽視。

        要張伯駒看著文物被盜竊變賣而無動於衷是不能的，但歷史卻虧待了這麼一個赤膽忠肝、胸襟寬廣的老人家。不真切反思這些歷史長河中的點滴沉澱，而談甚麼國民教育，以至對大國盛世的膜拜，精神內容會是很空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