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入正題前，先看看一首詩：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李白《月下獨酌》）
這首詩很流行，我不是想加上甚麼解釋，而是很有興趣詩的寫成和流傳的經過。大家都應知道，李白一個人飲酒，孤單之餘，忽發奇想，不如邀月同飲。過程說得很清楚，最後是「醉後各分散」。李白在這一奇遇過後，應是盡歡（或盡悲）而醉的。這首詩是怎樣的寫下來的？醉了怎能寫詩？或許是醉醒以後補作，但有寫作經驗的人都應知道，醉中和醒後，不論詩興或感懷都是不一樣的。一個人的靈感，應是在半醉未醒之時最酣暢，創作也是在這個時候處於最高峰狀態的。王羲之完成《蘭亭序》，據說也是在酒酣之間，醒後再寫便不能再登峰造極了。
或許有人覺得我吹毛求疵，李白不能邊飲酒邊筆錄嗎？那在完全醉倒之前，便完成千古巨構，醒後再作增刪潤飾也來得及。
或許就是這樣吧，這問題是沒有精準答案的。另一問題是：詩成以後，如何能完整保存下來，流傳千古，直到今天你和我都能讀到？何況現今李白集中，《月下獨酌》共有四首，這一系列詩歌，無論作者或傳遞者，保存過程應是珍而重之的。
李白名氣有助詩歌流傳
李白是唐代大詩人，生前已甚有名，他的作品，只要一面世，或許就成為傳抄的對象，這有助於流傳。現今還保留的某些唐人選唐詩集，李白的作品便有多首。至於以後如何編集，如何刻印流傳，這方面研究，牽涉的學問便更多了。
李白有沒有作品散佚了？當然不會沒有，但他比一生作品只留下來兩首的張若虛應該幸運很多倍的。一個人如果想作品保留得比較完整，最好是自己生前編定詩文集，並加以詳細說明，確保平生著述可以保留。做過這種工夫的人，我第一個想起的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在他的一篇文章《與元九書》中詳細說明他編集自己詩歌的過程：
「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臥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
他把自己的詩作分為四類：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一共八百首，連寫作時間和寫作背景也說得清清楚楚。分得這樣仔細，是出於珍惜？出於自負？怎樣都好，都是對自己負責任的表現。可惜下文所述，卻又有點兒流於輕佻俏皮：
「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很顯然，他重視自己號稱為諷諭和閒適的作品，其餘感傷和雜律，無足珍重。他寄意將來為他編集詩歌的人「略之可也」，可是自己卻「銓次之間，未能刪去」，卻不止矛盾，還有點兒狡獪了。
為自己作品仔細分類是自負還是有其他目的？
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傳銷自己作品的小手段而已。不是嗎？白居易的一首名作《長恨歌》，他自己的歸類是感傷類，用他的說法是「略之可也」。可是不單止他，還有其他同時代的人，十分珍視這首作品。《與元九書》引述了一個故事：「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連妓女也以懂此詩自誇，可見這首詩的流行。
他自己也有一首《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分明是以《長恨》和《秦吟》（《秦中吟》）對比，視為傳世重作。他預知自己「身後文章合有名」，而且「氣粗言大」的宣揚，難道他會忍受後世編集者把《長恨歌》刪去，就正如他自己所說「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如果不是，我想倒有些虛假了。
說白居易最懂傳銷自己的作品，當然就不止如此一端。他在令自己如何成名下過一番苦功的。成名之道，最佳手法莫過於挑戰權貴。他說自己是諫官，寫詩諷喻現實是職責，這固然是。但去到像「凡聞僕《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這樣的描述，白居易既沒有現場參與，頗有點兒戲劇性的誇張成份了。在當時的人對他做詩的手法已有所質疑：「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說也見於《與元九書》的自述），但這些議論，無疑都沒有給反省過來，相反是拿來作為肯定自己別樹一幟的論據。
詆訿前人佳構有些過份
自己寫詩如此取向也就算了，連前人佳構也盡情詆訿，由《詩經》以降，直至魏晉詩人，一些傳頌千古的名句，白居易評為「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他特別舉出杜甫為例，「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貶斥他人，抬高自己，是傳銷的一種手法，白居易用得很圓熟。
坊間流行的「老嫗能解」說法，說穿了又是一種包裝營銷手法。說見宋惠洪《冷齋夜話》卷一：
「白樂天每作詩，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
這個故事是出於旁人杜撰還是當事人自述，無從稽考，我只能採姑妄聽之的態度。一位文化人而寫詩需要徵求文化修養偏低（甚至沒有）的老婦人的意見，笑話也說得太大了。證諸白居易詩集中的作品，如真要這樣做「品檢」，恐怕絕大部份是要受淘汰了。前人對此已有所質疑，如《苕溪漁隱叢話》：
「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
苕溪說得客氣，這樣子的宣傳，其實又不過是一種傳銷手法，意味這種處理與眾不同，可以吸引注視。如果這說法是旁人杜撰，是有意陷白居易於不義；如果這說法是白居易自述，是有意陷詩歌於不義。均之兩種情況，我希望事實是前者而不是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