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因應國內教育部出版的《高中歷史教學大綱》中關於岳飛、文天祥等的歷史定位引起了些爭議。不管有關部門事後是確定還是否認了，但先前所謂的「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科學地分析對待我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是國內民族之間戰爭，是兄弟鬩牆、家裏打架，……只把反對外來侵略的傑出人物如戚繼光、鄭成功等稱為民族英雄，對於岳飛、文天祥這樣的傑出人物，我們雖然也肯定他們在反對民族掠奪和民族壓迫當中的地位與作用，但並不稱之為民族英雄」的看法見諸文獻，那動機倒是非常確鑿了。

城市大學的鄧立光君在《信報》為文，以「政治共和」不同「文化共和」立論，指出中國老百姓景仰岳飛、文天祥，是他們表現了中華民族文化中最有價值的精神，就是「忠、孝、節、義」，因而他們的氣節品格，既照亮中華民族，不能不算民族英雄。

「忠、孝、節、義」是民族文化最有價值精神很有問題

我看，用現代歷史觀不承認岳飛、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固然有問題，但把「忠、孝、節、義」看成中華民族文化最有價值的精神，企圖開釋課程製訂者的淺見，也未必沒有問題。岳飛、文天祥「忠、孝、節、義」沒有人會反對，但較客觀地看，岳飛、文天祥為一姓氏所效之愚忠，卻置國家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也是老百姓耳熟能詳的事。這不能不使人反思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負面因素，看看這些「民族英雄」怎樣地給封建舊文化殘害了。

中國人倫的精神，無疑給「孝」管治了二千多年。但孝的極端就是愚，就是偽。《論語．子路》一則記載，一向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葉公語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子認為兒子為父親隱瞞盜羊之事而不作證，是合乎「直」的品德。這裏的所謂「直」，無論如何是一種率直的孝親之情了。孔子給提倡，反面來說，無疑是鼓勵作偽證了。這種狹義的家庭利益，放在廣義的族群利益之間來說，怎樣看都是一種扞格了。

同樣具有作偽的成份，專制社會的忠君思想，在文化的表現層面來說，發展了一套嚴密的避諱學問。翻看陳垣的《史諱舉例》，歷史上因避諱的緣故，文獻中可以有改姓、改名、改官名、改地名、改經傳、改常語等十多項。這種把史實改變而求滿足一姓氏虛無縹緲的尊嚴的，應用起來真是有些怵目驚心了。舉個例，唐代只生存了二十七年的短命天才詩人李賀因父親名晉肅，晉和進士的進同音，因而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以致終身不得出仕，鬱鬱以終，其人生際遇慘酷處就不比岳飛、文天祥被剝奪民族英雄之名為小。由此看來，「民族英雄」儘可歌誦，但植根點卻不是忠，就應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所謂「天下之法」有別於「一家之法」，要把著重點放在「民族」之上了。

依從政治文化當權者界定事物本質很易流於作偽

依從政治、文化當權者去界定事物的本質，錯誤的判斷，和作偽便是一箭之遙了。我不敢說中國文化中含有若干程度的作偽成份，但我卻知道康有為推動變革，要撰寫《新學偽經考》來作思想準備，漢代、清代以一代名世的考證學，學者是在浩如煙海的真偽學問之間去作考訂、爬梳而尋其學問生計的。我想這門知識，規模之大，在世界文化史也是頗為罕有的。

記得很久以前，中學的國文課收了一篇李陵的《答蘇武書》，講述西漢名將李廣的孫李陵怎樣孤軍深入匈奴絕地，因後援不繼而降身匈奴，其中說到「陵雖辜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情辭懇切，很能打動人心。很可惜，及後多看文獻，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一篇偽作。當時純真的欣賞情懷，頓時起了給蒙騙的感覺。我想受害的不只我一人，遠在梁朝的昭明太子編選《文選》時同樣收錄此篇，署名作者也是李陵。較為諷刺的是，一向主張寫歷史要求「實錄」的偉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是因為替李陵說項而慘受宮刑的。

一部文學史中，偽作為數不少。大學中文系學生，寫論文喜歡參閱諸如《文學遺產》、名家論學之類的論文，其中少不了的題材是多樣化的考證、辨偽的文章。至於古今畫作，作偽者的刻苦用功、作偽品的逼真程度，也許更令人咋舌了。我常想，優秀的作偽者，既有這樣難得的模擬技巧，為何甘願依附驥尾以謀生計，甘忍「爾曹身與名俱滅」、「類名湮滅而不稱」之悲？

大概，中國人是過於崇尚群體主義多於個人主義吧，因而中國文化也衍生了個人面目模糊、真假混淆不清的一面。但刻意與不刻意的作偽，卻無論如何不值得鼓勵。今日，岳飛、文天祥等若被褫奪民族英雄之名，因著辯證唯物史觀之法，其實也是某一方式、某一程度的對歷史作偽的行為。

記得民族英雄的爭議出現之後，有報章頭版大幅報道「中國新教學大綱激起公憤」之餘，版面角落上介紹「精忠報國」的岳飛千古傳誦的《滿江紅》詞，大有激起同仇敵愾之概了。不過，請勿怪責筆者不知趣說出事實，這「千古傳誦」的「岳飛」名作，說到底同樣又是一首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