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家司馬遷因孔子一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和其他話語，而引發了對名利富貴的深入思考。這是《史記．伯夷列傳》的末段：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誇者死權，品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這段說話有多重含義：一、君子求名；二、名得來要依正道，和求富貴相同；三、過度追求某些事物會有所犧牲；四、求名並不容易。

孔子求名要依道德規範

這是從一種有道德標準的規範之下來求取名譽了。如果面臨不能留名後世和富貴之間的抉擇，很容易是取前者而捨後者了。

這無疑很容易使人想起傳統中國思想中的三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魯大夫叔孫豹的話：「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言和立功，最能留名後世，但價值總不及立德大。司馬遷所引述的幾個人物伯夷、叔齊和顏淵，雖然得到孔子的推重而揚名，但其本質是德行崇高，這點是無可懷疑的。

甚麼時代，甚麼人物，總會面臨留名後世和爭逐富貴之間的抉擇考驗。為名利富貴而損害名節的事幾乎每天發生，但在文學世界中，站穩人生價值取向，甚而蔑視功名富貴，也是很常見到的事情。不妨拿這些價值標準來看看唐代兩位著名詩人李白和杜甫。

李白有一首《鳴皋歌送岑徵君》，其中有兩句：「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意思很明確，「沽名矯節」、「棄天地遺身」，李白是選後者不選前者。很顯然，他舉的兩個例子，是「沽名矯節」的壞榜樣了。但不說不知，這兩人是誰？是也算稱得上歷史人物的申包胥和魯仲連。楚國人申包胥為求秦國出師協助對抗吳國，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魯仲連說服魏使辛垣衍不帝秦，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李白認為「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卻秦」，把他們也歸入「沽名矯節」的範疇，可見李白是如何的鄙視這類人物了。

不要說申包胥和魯仲連，伯夷、叔齊也沒放在眼內：「路遙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梁園吟》）」

李白、杜甫俱不齒名利

李白透視人生，了解物質、官爵之類並不可恃，例如：「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鳳凰台》）、「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古風其九》）、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龜頭剝落生莓苔。……誰能憂彼身後事？金鳧銀鴨葬死灰」（《襄陽歌》）等。最可依恃的只有眼前的酒杯：「飲酒入玉壼，藏身以為寶」（《擬古其八》）、「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將進酒》），和放曠於山水之間：「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夢遊天姥吟留別》）、「黃犬空歎息，綠珠成釁讐。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古風其十八》）。

當然他坦率的宣告更能表示他處世的真誠：「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華何足珍」（《擬古其九》）、「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

不要以為李白是浪漫詩人，是超乎世外的詩仙、酒客和俠士，才有這樣對名利不齒的看法，寫實詩人、一生為貧困和顛沛流離所折磨的杜甫也不遑多讓。還是生活在長安，在人生的較早期的時候，杜甫在遊賞長安勝景曲江的同時，透過對四週的美景的感觸抒發了他對人生的看法：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曲江》其一）

或許杜甫所認識的都是些窮愁潦倒的人，名氣對他們並不管用，例如拒絕永王璘徵召，側身潛遁，由是知名的孔巢父：「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以高才為玄宗賞識的鄭虔：「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醉時歌》）、曹操的後人，以繪畫名揚當世的曹霸：「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這種對名利富貴的質疑，其實飽含著人間世態的辛酸，杜甫哀傷親故，無疑也是哀傷自己。但總的思想取向是蔑視浮名和富貴，重視人文精神和思想價值。李杜名傳後世，可一生並不以留名為首要理想。這些名字的不朽，不徒是有著述傳世，能夠「立言」，歸根究柢是因個人的人生經歷表達對生活的執著，對理想的堅持，對是非的確判，能夠「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