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長恨歌》最後幾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理性」的人或者會問：既然是「夜半無人」兼男女情人的「私語」，為何白居易會知？現在更是你知我知大家知了。

當然詩歌容許一定程度的想象，作者的推測、創造，都可增加愛情的浪漫氣氛。但其實，這類寫作的質疑，也出現在史傳的記述中。

錢鍾書《管錐編》「讀《左傳正義》」就提出兩個事例：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與母偕逃前之問答，和宣公二年鉏麑自殺前之慨歎，「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但這卻成為歷史人物被歌頌的素材，沒有太多人想否定其真確性。錢鍾書很具體指出：「《左傳》 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説、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

但寫傳記，在這情況下便等同寫小說，容許某種程度的任意創作？我看又未必。寫傳記必有所據，除了特定素材外，還有一人性共通點的摹劃。

介之推一介忠臣，勸諫晉文公不果，自願不吃國君俸祿。其母深明其子，願意相偕隱居至死，以彰其義。那末，母子二人出逃前的問答，就是這種人性光輝的描述了。

鉏麑奉命行刺趙盾，大清早前往執行任務，見趙盾換上朝服，坐而假寐，因而不忍下手，最後不想擔負不忠不信之名，自願觸槐而死。鉏麑自殺前的一番自述，大概是表彰忠心的應有「劇本」。

這些沒有旁聽者的說話，雖有想象成份，但鋪寫出來，卻具有一定的合理期望。中國歷史文明的深厚與人性的光輝，就是這樣建構起來，歷史家的如椽史筆，只不過是給這個圖像抹幾筆耀眼色彩，使能更深入民心而已。雖然「生無傍證、死無對證」，但讀者卻希望「劇情」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