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006

三月四日「教協」發起減輕教師壓力申訴大會之前，出版了名為《反壓力抗爭》的特刊，其中一篇文章專訪中大教育學院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蔡寶瓊副教授，提出政府「監控必須即時停止」，撰寫目的無疑是為申訴行動找出理論根據了。

蔡教授的論點，認為政府為了實現教育市場化，使學校受政府監控。文章回溯當年教育署推出《學校管理新措施》（以下簡稱《新措施》），企圖優化學校管理結構，使對教師監控更有效率。質素保證視學、校本管理、要求學校撰寫周年發展報告、建立教師評核機制等，都是監控的其中一些內容。

「陰謀理論」的建立

蔡教授這種近乎「陰謀理論」的建立，是透過問卷調查徵集理據，類比分析；還是依據前線工作者的實戰經驗而整理出結論，筆者無從得知。只覺得把一切教育運作的理念與實踐無限上綱成為「監控」，甚至把「監控」的源頭追溯至十多年前還是港英治下的教育署所頒行的《新措施》，本身就有些匪夷所思。事實上，現在教育運作紕漏百出、教育生態的劣質化，很大程度並不出於監控過多，反而是在於有關當局的監管不足。

伴隨著港英政府在香港的治權進入尾聲，也伴隨著夕陽政府在政治上採取較為民主開放的發展步伐，在教育的層面上也有著和政治相同韻步的律動。一九九零年港府頒佈《新措施》，可以說是這種放權文化的肇始。《新措施》的一條主線，就是校政民主化，加強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從這個角度看，教學運作就是走上一條和被嚴密監控相反的道路上。

《新措施》增加校政透明度

《新措施》質疑「由於規定過於籠統，因此很難斷言校董會是否有效地操作，抑或只是形式上存在」；面對校長濫權，《新措施》也提出改善建議，例如「委派一名資深教師負責司庫職務」、「編製校長手冊，說明校長所擔當的角色和責任」；針對教師脫離校政決策的現象，《新措施》建議「學校管理架構應容許各有關方面按照程序參與制訂政策，其中應包括全體教師、校長、校董會，以及包括家長和學生」。有哪種由上而下的監控措施是透過向在下位者放權和加強監管而獲得的？而且，如果把《新措施》和近年通過的《校本管理條例》、較有問責意味的學校行政操作方式連為一線，視為政策施行的一個整體，漫延十多年而跨越新舊政權的轉移，教育決策局是否有這麼高瞻遠矚，也不免使人納罕。

時光荏苒十多載，學校管理文化是已有寸進還是原地踏步，參與其業者大概是感慨良多的。但無論如何，校政開放和加強監控壓根兒是兩碼子事。把《新措施》理解為「使官方對學校和教師的監控更有效率」，結論是頗為草率的。

至於其他不是監控過劇而是監管不足的例子，篇幅所限，容後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