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眾人」，自然包括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當權者，把中國文化推向毀滅的邊緣，把知識份子整得死去活來；也包括出手為當權者批鬥、殘害讀書人，用盡所有想得出的殘酷的凌虐手段，打擊所有無辜者的生存意志；包括在錢氏放洋回國，有感於工作受到一位飽學之士威脅的人，出盡陰謀去拖延、阻止錢氏接受大學聘任；也包括錢氏出名以後，一些從事出版者，透過不同關係索取錢氏文稿出版，但某些情況令作者難為，也都勉強從命；包括手握一些錢氏親筆所寫的書信，即使傳揚個人私隱也不避忌，希望在拍賣市場上大撈一筆。等而下之，取得和錢氏夫婦的聯絡方法，藉故用書信求教，甚至登門造訪，滿足「集郵」心態，或套取作者書信手迹，方便漁利或炫耀。

以上這些埋怨，不是我杜撰，很多是楊絳女士在她的作品中描述的，當然也有些是我個人親聞和目睹的。

對於文革和個人的遭遇，錢鍾書先生批判得頗為透徹。在楊絳女士所寫的《幹校六記》中，錢氏寫了序，其中說：「《六記》應該遺漏一篇，是『運動記愧』。具體地說，『愧』指三類人：隨著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的人、被批鬥而沒有膽氣出頭抗議的人、明知就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判案。」錢先生自言屬於第二類。有人借此批評他甘心逆來順受，但社會如果充滿了第一、第三類人，一個良善的文化人能做甚麼？借用《幹校六記》楊絳的話，就是「明知這扇門牢牢鎖著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我們仨》寫錢鍾書在回國求職時有不少辛酸經歷，例如清華答應聘任，可是卻因嫉妒被人借故拖延，他「痴漢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華杳無消息。」他推辭暨南大學英文系主任的求聘，為的是「決不肯奪取別人的職位」、「鍾書這一輩子受到的排擠不算少，他從不和對方爭執，總乖乖地退讓。」不要以為錢氏文字辛辣，得罪人多，實際上他的好友對他了解最深：「人家口蜜腹劍，你卻是口劍腹蜜。」工作上被排擠，主要原因還是因才招妬，樹大招風。

在那個紛亂時世，你有真才實學，自易受到利用。在《聽楊絳談往事》中，楊絳記述：1950年仲夏，喬冠華到清華借調錢翻譯毛澤東選集。這不是一件好做的差事，因為中文編輯與英文翻譯幾乎同步進行，編定過程中要不斷修改。「好在鍾書最順從，否了就改，他從無主見，完全被動，只好比一架工具。」1954年翻譯毛選工作告一段落，錢又被借調到古代組選宋詩。宋詩難選，宋代詩人多，詩作更多，又沒有一部現成的《全宋詩》，得下大工夫搜輯辨認，遍選宋詩，最終用兩年時間完成《宋詩選注》，卻被一幫有心人聲討《宋詩選注》的資產階級觀點。這些心靈上的折磨，大概比下放時做搗糞，吃霉白薯粉摻玉米麵白窩窩頭、因通曉多國文字，在幹校被編配派信工作等的身體折磨還厲害。

1980年，楊絳女士把她記述夫婦二人在69至72年下放幹校的生活經歷寫成「六記」，交到香港某出版社出版。書成裝幀簡樸，幾十頁的一本小冊子，但由於寫了錢氏夫婦的一些現實遭遇，也記述了文化界中比如何其芳、俞平伯等作家學者的辛酸經歷，寫得滿有淚痕，當時頗引起文化界的關注。由於出版此書為出版社賺了不少名聲，主其事者見獵心喜，想透過關係再出錢鍾書的文集。要求到了錢先生，使他頗感為難。可能因盛情難卻吧，錢先生只好勉強把幾篇舊作加上一兩篇新稿，湊集成書，並幽默地題書名為《也是集》，算是滿足了友人的期望。

自四人幫倒台，國內政治環境比較寬鬆，文化人和外界交流的機會也較容易。由於錢鍾書名氣響，不少人都希望透過不同聯繫，登門求見，或作鴻雁互通等。這些不情之請，為錢先生帶來不少煩惱。他曾經作過比喻：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雞是甚麼？但事實上接見過或書信回覆過的也不少。

現在不少人當作曾經面見錢氏夫婦是一種榮耀了，在一些回憶文字中總喜歡提一提。我曾經親眼見到一封錢老親筆回覆幾位中學女生的信函，解答一些所謂學習上的問題。這種誠懇的人生態度，和「大學者兼小說家」理應高傲的身份地位總有些不成比例。

至於選擇不去國，錢氏夫婦說得很清楚。《我們仨》中楊絳說「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但作為國家，這樣對待一位才學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學者、一位只希冀一個「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的家庭，是否有點兒過份、當中有著濃重的虧欠？

2/6/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