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學研究者夏志清《阿圓回去了－〈我們仨〉的悲劇》的一些看法，似乎有些商榷餘地。

篇首說楊絳文章第二部份的「萬里長夢」，靈感來自李白的《菩薩蠻》和《憶秦娥》，對於兩者有何關連，很教人一頭霧水，而確實地這兩首詞也被文學史家証實了並不是李白的作品。

但這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篇中所提的一點看法和一點感嘆：錢鍾書女兒錢瑗是「媲美父親的超級天才」和錢鍾書淡化文革時所受迫害的隱衷，是否真能反映現實的問題。

錢瑗天才媲美父親？

夏文讚賞錢瑗，認為她有父親的才華，主要是出於楊絳的一番批評：「阿瑗是我生平傑作，鍾書認為『可造之才』，我公公心目中的『讀書種子』。」這番說話，「可造之才」只是平常的讚語，「讀書種子」也許是家學淵源的泛論，最關鍵當然是「傑作」一詞。這麼的出於母親的一句話，我看似乎也是主觀的讚賞感喟多於客觀的分析評價，如果據此去坐實一些論點，似乎有相當冒險性。

不能否定，錢瑗絕頂聰明，不是單出於所引童年「baby yes eat」的天真敏捷的回應，而是在生活折磨中所昇華出來的處世睿智。《我們仨》記載，文革開始，錢鍾書被揪出成為牛鬼蛇神，錢瑗回家，要在眾目睽睽的大院中和父母劃清界線，於是她寫大字報貼在門前，告訴人家「界線」真的「劃清」了。回到家中，依舊一言不發，依貼母親身旁縫針線。這就她所說的「思想」劃清界線。誠如楊絳所言，「憂患孕育智慧」，這是最佳的說明了。錢瑗對待父母至親至孝，心細如塵，這是人格的光輝，但始終和學術天才沾不著邊。夏志清大概是錢迷，對錢鍾書和其家人推重備至，但就這點論斷來說，則似乎和他的《現代中國小說史》把《圍城》列為專章評析同樣浮誇，庶幾免除不了錢鍾書「好其文以及其人者，論心而略跡；惡其文以及其人者，因事而廢言」(《管錐編》全後周文卷八)的論人論文偏頗之誚了。

錢氏應否去國之議

錢鍾書在解放後屢受迫害，是關懷錢氏生活和學術、關懷中國人文發展的人所共同扼腕的事了。由於錢氏夫婦早歲留學英法，年青時也曾拒絕牛津聘約，文學史家、好事之徒因而誕生這樣的疑問：錢氏早年若選擇去國之途，一生遭際是否會更順暢、學術成就是否會更崇博？

夏志清文章驚嘆錢鍾書「關於他自己在北京的生活，他輕描淡述，毫未流露曾受迫害的真情」。夏氏或許過份沉浸在使錢鍾書揚名國際的沾沾自喜之中，切實地說，錢鍾書隨學術團訪美，和夏志清短短兩小時的談話，你能怎樣要求別人如竹筒倒豆子般把生活閱歷的諸多磨難任情傾訴？不說就有隱衷，是不是武斷一些？要指出的是，錢氏不喜學府(更加是外國的)生活的狡詐虛偽，在《我們仨》中也略有披露，要不然，《圍城》這樣充滿諷刺的機鋒的小說創作也不會面世了。錢氏對生活的要求，大抵看重一種至真至純樸的生活情味的領略，和對學問知識一絲不苟的追索，我們只要舉出《我們仨》一些諸如「我們仨，其實是最平凡不過的」、「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的片斷便能略窺一二。是不是對學問的真誠與執著的滿足已能超越個人遭際的蹇阨？如果一定要賦予錢鍾書一兩點在生活上的機心(不管是名還是利的)才能貼切他的偉大的天才，似乎是略為過份了一點。楊絳「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這樣的話，我始終相信是出於說者的至誠的體會吧！

當然這類主觀的代入也不是罕見了。香港有些專欄作家論斷錢氏留在國內是人才的浪費，專欄大才子更有將錢鍾書生涯看作把勞斯萊斯驅上糞土中的比喻。但畢竟人的生活道路，是個人的抉擇，不能亦不應以固定的理念強加諸別人身上。不是嗎？論斷錢氏去國一定好過留在國內者，多少還得回到華人社區的傳媒界中才能揚名立萬；退休寓公、學者教授或藉此稍抒寓寄海外山重水複的牢騷，也許還能說明問題的某一方面。

夏志清說《我們仨》是錢氏最詳盡的一本家傳，固然是了。作為第一手的文獻資料，文史研究者、好事之徒似乎還得加以一定的尊重和肯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