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描寫了一位剛烈的學者中晚年的遭遇。

陸書指陳性格孤清、倔傲，這與他坎坷的人生有著密切的關係。作為一位學者，陳寅恪的靈魂深處根植著「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精神」（陳在《對科學院的答覆》謂「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五、六十年代所謂新舊時代的交替，年僅六十餘的陳寅恪及不上學術上受尊敬禮遇的元老行列，可是命運卻很「照顧」這位不為權勢所屈的學者。他由於眼睛失明，因而「人人過關」的思想改造運動似乎遠離了他。當時在嶺南大學很時興的政治學習、民主生活會等一類活動，陳一般都不參加。但被界定為「資產階級歷史權威」，陳的命運注定是要坎坷的。

一九五一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出版，楊擬將陳寅恪十年前為楊著作所寫之序放於卷首。到了翌年，中國科學院編譯出版局給楊去信，指序文「立場觀點有問題」而被刪掉。這篇過去曾經刊行的文章，提及「自剖判以來，生民之禍亂，至今而極矣。物性必反，自然之理也」，「立場觀點」出問題不問可知。

一九五三年陳寅恪的學生兼共產黨員汪籛主動請纓南下勸說陳寅恪北返，並轉交郭沫若和李四光的勸喻信件。陳寅恪提出了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個條件：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些為陳所自稱的「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當然沒有實現的可能。

陳寅恪晚年兩本鉅著，一為《論再生緣》。是作完成於「三面紅旗」等政治運動對國民經濟造成惡果的時期，海外人士多認為「充滿了家國興亡的感慨」。另一部《柳如是別傳》，作者也將個人悲涼的感懷繼對《再生緣》的陳端生而傾注於柳如是身上。用陳寅恪自己的詩句，是「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相比於陳寅恪的硬，另一大學者錢鍾書則顯然有其軟的一面。

錢鍾書的妻子楊絳所著《聽楊絳談往事》對錢氏的生平大要有詳盡的記述。一九五零年仲夏，喬冠華到清華大學借調錢鍾書協助翻譯《毛澤東選集》。對這項政治工作的意蘊較文化工作似乎還要大一些的任務，錢沒有抗拒。當然他的工作是認真的，也有學人應有的執著，例如指出其中一篇文章說孫悟空鑽進龐然大物牛魔王肚子裡去，錢堅持原作沒有這樣的描述，意指毛澤東出錯，應修改原文。但這翻譯工作並非好差事，因中文編輯與英文翻譯同步進行，編定過程要不斷修改。楊絳記「錢鍾書最順從，否了就改，他從無主見，完全被動，好比一架工具」。

完成翻譯毛選，錢又被借調到古代組選注宋詩，完成這艱鉅任務後又被一幫有心人聲討《宋詩選注》的資產階級觀點。楊氏謂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即三緘其口。這種取態，和陳寅恪的剛烈不屈自然是涇渭分明的。

對個人意志的軟弱剖析得最具體是錢鍾書在楊絳《幹校六記》的序文中說「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愧」的是：他把當時的人分為三類，一種是「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一種是「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一種是「充當旗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錢稱自己是第二種人。

在是非被顛倒的哪個年代，一個人性情的硬和軟，所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陳寅恪一生是較鬱結的。作為一個博聞強記的史學專才，陳在中古史的研究上卓然有成。他的以詩文證史更開一代先河。但晚年傾注心力於一部戲曲《再生緣》、一個青樓女子柳如是的研究。雖云同樣有論據堅實、史料宏博的著述傳世，但總給人一種大材小用的感覺。《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稱《論再生緣》「是一部陳寅恪生命情感宣洩得最暢快的奇異之作」，而悲涼的人生主調，柳如是緊隨陳端生步入陳寅恪的歷史之夢中，「含有一種對柳如是生命中不羈與不墮俗流的神品的頌揚」，這否陳寅恪個人生命的寫照？

相反錢鍾書在文化事業上的貢獻，似乎較幸運和暢順得多。當然結交了共產黨的權貴在當中有著很大的催化作用。胡喬木欣賞錢鍾書，相互成為知交。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管錐編》全部手稿在胡喬木指示下交中華書局用繁體字出版。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二千多頁的《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三巨冊，當然可以理解為重視一位遠離政治的學者的文化事業的寫照。

硬和軟，是一個人性格的表現，當中沒有必要寄寓褒和貶。陳寅恪和錢鍾書兩個偉大學者，一生的波折跌宕，是伴隨著中國近代史的晦澀而出現的一兩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