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在楊絳《幹校六記》的序中說「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愧」什麼？他把當時的人分為三類，一種是「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一種是「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一種是「充當旗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錢稱自己是第二種人。

然而在非理性的年頭，「出頭抗議」有用嗎？像《聽楊絳談往事》記錢氏夫婦的朋友、清華大學化學系創辦人高崇範的下場可作例子。一個「落落寡合、正直、有點倔」的教育家，在「三反」中不堪羞恥，含恨自殺。錢氏夫婦是他自殺前夕最後見到的客人。楊絳憶述當日的敘面：告辭的時候，他「送出客堂，又送出走廊，送出院子……他送又送，簡直依依不捨」。不久就是他的死訊。

或許較消極地看，錢鍾書能倖存，便全賴一種忍讓——一種和蘇軾在《留侯論》中稱讚張良的相近似的忍讓。《聽》書中記述錢著述的情形，便是最好的例子。一九五零年仲夏，喬冠華到清華借調錢翻譯毛澤東選集，這不是一件好做的差事，因為中文編輯與英文翻譯幾乎同步進行，編定過程中要不斷修改。楊絳說「好在鍾書最順從，否了就改，他從無主見，完全被動，只好比一架工具」。

一九五四年翻譯毛選工作告一段落，錢又被借調到古代組選注宋詩。宋詩難選，宋代詩人多，詩作更多，又沒有一部現成的《全宋詩》，得下大工夫搜輯辨認，遍讀宋詩，但最終還是用了兩年時間，完成了《宋詩選注》，卻被一幫有心人聲討《宋詩選注》的資產階級觀點。

討論錢鍾書，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是他應否去國的問題。《聽》對此有很清晰的闡明。解放前夕，「鍾書和楊絳早就打定主意留下不走」。這樣的人生抉擇，一如他們一九三八年義無反顧地從歐洲急忙登輪返回烽火連連，家破人亡的祖國。當中的理由很簡單，正如錢在當年三月給牛津同窗Stuart的信中所說：「Still, 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他們愛祖國的文字，祖國的文化，不願去父母之邦。

這些都是發生在文革被批鬥以前的事。如果錢氏預知後來的遭遇，會否有相同的判斷？我想同樣的抉擇也是理所當然的。一個偉大而謙卑的人，從人格的角度看，是重視捨而不是重視得的。這些捨，可以為家庭，為事業，為民族，或為國家前途，這在錢氏一生中可以充份驗證。《談藝錄》引述趙翼《甌北詩話》中所云「國家不幸詩人幸，語到滄桑句便工」，或許是這種運命的驅使，使錢鍾書的重要文化貢獻，能較完好的保存下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管錐篇》全部手稿，在胡喬木指示下，交中華書局用繁體字出版。由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先後三次增訂，四次印刷，是錢生平中的重要學術鉅著。二零零一年《錢鍾書集》出版，縱使其時錢已病重，本人沒能見到集子面世。二零零零年商務印書館將錢鍾書全部手稿掃描印行，用兩年時間編輯整理，於二零零三年出版了二千五百七十頁的《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三巨冊，中文筆記也可望於稍後出版。

一個世紀才子，文化巨擘，世道崎嶇偃蹇，但卻終身不渝愛國家愛文化，真要「愧」的是他，還是共同建構那個時代的人？這是一個國民教育的好設題。

25/7/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