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2011

某教育高官出席在紐約召開的教育部長會議，在一個參觀過程中認識了一個名為Teaching as leadership的課程架構，回來後寫了一篇文章，把這個理念介紹。這個理念分為幾個部份：一、對學生成績訂定高要求；二、爭取學生與他們家人對學習的認同與參與；三、擬定周詳教學計劃；四、抓緊教學計劃的執行細節；五、精益求精，不斷完善自己教學和努力打拼，堅持到底。

以上所列，聚焦點在「成績」、「學習」、「教學計劃」等，都是教學過程中顛樸不破的硬道理，對自己教學有要求的教師，相信反對上述綱領的會是極少數。

我卻特別對teaching as leadership 中的leadership具有興趣。Leadership，顧名思義，教師是教學過程的領導，對教學的運作和成效的獲取理應有一個自主的角色。如果以這一目標衡量，香港作為教師者的定位無論如何是會較為遜色的。

香港教學的規範性是較顯著的。殖民地教育決策者製訂一套艱深的課程，填鴨式教育使教育缺乏一反思的過程。特區政府建立，推行教育改革，表面上課程的繁重是刪減了，但教學模式卻未必能擺脫填鴨式教育的框架。因應教育政策——例如殺校政策、教學語言微調政策等——的客觀要求，造就了學校加強催谷學業成績以求穩定學校的定位，加強補課就是加強教學內容的灌輸。教師要在教育大形勢下討生計，教學的leadership的角色顯然是淡化了。

近年出生率下降，教育局卻無意利用難得機會，推行中學小班教學。歐美先進教育地區中小學都是二十多人一班，「成績」、「學習」、「教學計劃」等容易策動，香港教師面對一班眾多的學生，處理教學內容與批改習作疲於奔命。「自願優化班級結構」方案又製造大量教學人手過賸，但為避免太多教師失業，激化勞資矛盾，教育局採取凍結教學人手六年的政策，導致新入職教師職位欠穩定，個別更有飽受奴役之苦。新晉教師身心俱疲，leader也者，真不知從何說起。

近年推行校本政策，學校管理層在用人和用錢兩個層面權力增加，造就校政專權化現象。即使不是全部學校都濫權，但一切教學策略以「為學生好」作為幌子，無疑在教學行政上大大加重了教學的負擔。新近一項教育調查指出，校本管理追求學校高增值，學校行政愈趨瑣細，教師花時間在開會、編撰文件和擔任與教學無關的其他工作，直接影響教學效能。教學的leadership是否會被學校的無理行政要求侵蝕，更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不同於不少教育先進地區（例如PISA研究長期處於高效能前列的芬蘭），香港教師地位偏低。由於出生率下降，學位過賸導致教師職位空缺減少，教師入職及轉職困難，學校管理層的專制氣燄日增，教師專業工作無疑更受挑戰。

Teaching as leadership是值得表揚、重視的，但不能只是照搬過來的空話，還得現實環境相配合。教育高官坐在決策階層上，要正視造成教育劣質化的背景並謀求改善，不要泛泛而論，空談理想。